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北京有一个扮相很酷的少女作家的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另外，有人把她与《三重门》的辍学少年作家、少年电脑黑客和少年摇滚乐手连在一起，来和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还有好几则叫人惊心动魄的社会新闻：16岁的少年模仿电视情节绑架人质；20岁的大学生沉溺武侠小说连杀四人。难道说暴力、摇滚、吸毒、性解放这些半个世纪前西方青年曾经有过的颓废无聊和垮掉的情景，真的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重演不成？

　　毋庸置疑，对这些爱走极端的孩子来说，文学与电脑给了他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和生存激情。记得一位名家这样说过，就阅读来说，孩子永远是有理的，就看大人们给他们读什么了？孩子的思想是张白纸，是由着社会的笔墨来随意点厾的。

　　由此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则轶事了。1924年，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谈到，鲁迅在听说他的《呐喊》刚一出版就被请进中小学课堂之后，不但不感到高兴，反倒极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这本书就讨厌。这是为什么？要知道这部小说可是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呀。这事若要放在今天，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应该是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一件事。可鲁迅真正是一个敢于和严于解剖自己的勇士，他对此事的反应如此强烈，是因为他反对将自己的阴冷寒凉作品展示给孩子，尤其不愿意让孩子们读到处处是“吃人”的《狂人日记》。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书籍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进而激愤地说，这本书不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应该让它绝版。他甚至不想再写这一类的小说了。几十年来，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但是关于他如何向孩子们推荐图书的主张，却没有受到相关人士的重视。要知道，对于孩子应该看什么书，鲁迅的态度是要保护孩子，是不想让心灵犹如白纸一样的孩子过早地看见血腥与丑恶、残酷和绝望，对孩子们应该提供的是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良和爱心的作品。

　　人性有阴暗，世界有丑恶。就读书而言，当然不能一味地让孩子们去阅读光明，不能对孩子隐瞒人世间的灾难与不幸。但是作为精神食粮的提供者，有必要首先让孩子们听见庄严的声音，有义务将人类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提供给下一代，让他们首先学会同情与尊严，善良与和平，诚实与虔诚，仁慈与怜悯。可反观我们有些针对青少年的读物，在利益驱使下，把暴力、色情、狡诈、诡计等，都展示给孩子去看，甚至把几十年前地下流传的一些手抄本之类的文字垃圾，都当作敛钱的卖点。这与鲁迅先生当年对孩子阅读所持的宗旨，又相去何远！

　　又联想到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面对面”节目，当记者询问已80高龄的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先生，他1951年回国报效桑梓的理想来自何处？邹先生说这种爱国情怀是从上小学开始的，是在阅读中国历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得来的。随后，老人讲了一个痛心的例子。说有一位外国科学家为了唐朝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拜访苏州，并希望能在寒山寺住上一晚，来体验一下这名句的意境。邹先生动情地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听，可他却失望地发现，听者中有许多人竟不知道这首诗和这首诗的来历。邹老先生慨叹，一个没读过和不了解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东西的人，又如何能爱国呢？

　　是呀，应该给孩子读什么书，看来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了。不仅如此，连我们大人们应该读什么书，也都值得考虑考虑了！（《工人日报》200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