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央西热，男，藏族。1957年出生于藏北牧区，1978年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调入那曲文化局，并开始文学创作。1994年调入西藏作家协会。

　　加央西热够资格为藏北牧民代言，他原本是那一群体中的一分子。那片高寒土地之于他，存在着诸如根系、脐带、骨血、母乳之类的基因本质联系。童年和少年的加央西热度过了放牧牛羊的岁月，并有过一次足以荣耀终生的驮盐经历。差不多20年前，在加央西热的诗歌年代，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加央的草原》，写小小牧童伫立在家乡高高的查恰山顶眺望，遥想着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外、纳木错天湖彼岸世界的模样。加央如愿以偿，不仅走出了草原，走出了牧人队列，还走出了人生和文学的新天地。而他早年的诗歌和当下的散文显然比他本人走得更远。

　　加央西热新作《西藏最后的驮队》问世了。这部特别的图书不仅是作者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份厚礼，同时可视为草原向世界的问候，藏北牧民的自我推介，某种传统文化风景朝向现代生活的告别仪式。由于配合拍摄纪录片的契机，加央西热有机会重返草原，为时数年追踪采访了藏北那曲地区班戈县的一个牧村，以他那源自牧人又不再同于牧人的目光，重新审视了草原深处难说纯粹的传统生活，把一年一度的驮盐和盐粮交换的过程及其附着其上的文化现象，把那个村庄一年到头的牧事活动、帐篷内外的寻常生活和婚丧嫁娶乃至家长里短，既平实又风趣地一一道来。从而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与常规经验如此不同的世界，一向遥不可及的多少被平面化了的失语者形象由此生动起来。我们就这样耳闻目睹了他们溢于言表的喜怒哀乐情状，既见群体淳朴的一面，也见个体机智的一面（可戏称为“牧民式的狡猾”），看到游牧生活自由浪漫一面的背后，深藏着人生局限无奈的一面，尤其看到了面对高寒草原上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和艰辛备至的日常生活，藏北牧民化解苦难的生命哲学和生存艺术的传统，以及当下对于实现富裕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努力。

　　《西藏最后的驮队》这部图书的写作出版还可被视为一个重要事件。其意义至少在于：对读者而言，也许意味着你第一次听来自藏北本土的声音。有了这一权威发言，你以往所见由我们这些“他者”的相关描述均可被略过。而那类描述止于浅表事出有因：回忆当年我在藏北采访驮运路，不仅存有语言障碍，还有性别障碍。驮盐为男性专利，女性甚至连询问的权利也不具备。并非特意排斥，是不方便。每问起来那些先生们就挤眉弄眼地笑起来；对于驮盐专用语，一句“都是些流氓话”打发了事。至于外来人难知其详的牧村生活的细枝末节，这部书中也有着足够亲切详尽的家常话。可以说，想要一窥藏北生活底里，不妨读读这部图文并茂的书。

　　对于作者个人来说，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加央西热文学的成长和思想的成长。试想一个直到十几岁方才接触到汉语文的牧区少年，如今能够自如地运用方块字直接表现故乡本土多么可贵而难得。至于思想的成长，阅读本书之前我曾担着心，对于所谓“最后的……”某些文化现象的消失，他将抱持怎样的态度，他会像许多文人那样因失落而感叹吗？还好，加央并不矫情，加央以顺其自然的洒脱，甚至是怀着喜悦为某些消失谱唱了一曲挽歌。历史和人生是一条不可逆的河流，就如他虽然怀念家乡和童年，却再也不能更无意重返当年。在我们的西藏经验中，无论哪一民族人群，朝向文明富裕的愿望没什么两样，利益驱动是普遍法则。在本书的结尾，我们看到格桑旺堆又添置了一辆汽车，以他一向的精明，可以计算出是为时一月用牦牛驮盐合算呢还是用汽车往返几天运盐更合算。

　　就在加央西热的采访结束不几年后，藏北草原继80年代初期分畜到户后，1997年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草场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举结束了沿袭多年的“草原大锅饭”现象，同时在整个地区致力于草场基本建设，实施安居工程，倡导科学养畜。生产资料的再分配给格桑旺堆这类牧区能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既可以作为牧业大户进行资源重组实现集约化经营，又可以兼营商业流通，总之生活内容将变得更为丰富。随着青藏铁路即将贯通藏北高原，牧区的文化变迁必将加剧。我们所拥有的藏北情结早已超出了文学功利之外，发展与进步是共同的主题。

　　然而愈是如此，《西藏最后的驮队》之存在价值从今往后便愈将凸显出来。 来源：[光明网]

　　《西藏最后的驮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