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长在平原上的我来说，一攀上云贵高原，就感到天上的云朵伸手可及。曾经只能在地图上看到的地貌特征，如今已在自己的脚下，心里常常生出一种天人合一，梦里雾中的感觉。

　　1984年盛夏，我在贵州省兴义县兴义乡参加了一个布依族的婚礼。次日天亮启程，要骑自行车翻越一条单程三十多公里的山岭。晌午，头顶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烤得我浑身焦热难当，我忍着饥渴在蜿蜒的盘山道上一弯又一弯地向上攀登，从早上到现在已足足走了近七个小时，还没有见到山丫口的影子。每当看到一个山头，就兴奋得以为到了山顶，可转过这个山弯之后，道路又延伸到更高的山峰，正应了那句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随着盘旋而上的山路，砂石路两侧的森林也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而变得茂密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下额流淌着，短裤背心在高温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为了上坡路更轻松些，我左手握住车把，身体呈四十五度角，整个上身几乎趴在自行车后部的行李上(这样可以和自行车保持一个整体)，一步一步向上推，心里不停地念叨：山再高总有顶，水再长总有源……

　　越往上走越僻静，既见不到山民，也看不到村舍。山风吹得大片山林左右摇晃着。昨天还听说这里的野兽时常出来伤人。心里正在警觉着犯嘀咕时，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喝：“站住，不要动！”腰间立刻被两把锋利的尖刀顶住了，我本能地用左手握住车闸，停在坡道上不敢动。

　　“要死还是要活？”对方叫着。

　　我强压着惊恐，带着有些发抖的声音回答：“要活！”

　　“那快把车架好转过来。”转过身我才看清面前站着的两个打劫人。这是两个赤裸着上身、个头并不很高的年轻人，黝黑的皮肤，一看便知是当地人。他们各自手握一把土造的锋利钢刀，透过一层衣服，刀尖已抵住我的腹部，略有痛感。我立刻举起双手，努力用一种平缓的口气说：“你们需要什么就自己拿吧。”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前，就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作为原则之一来遵守：遇到拦路打劫者，除了性命之外，要啥给啥。因此，我的神情较为镇定，绝没有丝毫抗拒的信息传递给对方。看到我的态度，两个年轻人放松地把钢刀插进了裤腰带里，腾出手来翻找我行李中他们感兴趣的“战利品”，同时索要我身上的照相机、录音机、中山牌手表、全国通用粮票和几十元现金。我十分配合，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正当其中的一位在把玩相机时，我忽然想起，相机内有我拍摄的布依族婚礼组照。

　　“我想把胶卷拿下来，相机送给你们。”

　　“不要动！”他们同时拔出尖刀对着我吼。“快把胶卷扯出来！”另一个抢过相机，真的被他打开了后盖。那可是我的心血啊!我体内的血一下冲上脑门，心想：拼了！但嘴里却违心地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重新把钢刀插回了腰间，继而摆弄起了录音机……时机到了！我冷不防抓起放在车把上的环形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离我最近的一个砸去，只听“哇”的一声，被击中头部的家伙滚向路基的斜坡。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摔下录音机抽出尖刀向我胸窝刺来，我本能地一闪，刀尖划破我的左手背没有刺中，惯性使他绊到我的左腿跌倒在路坡上，他手上的刀也摔飞了。我顺势一个跨步骑在他身上，挥起拳头左右开弓，拼命地猛捶对方的两腮部位。他赤裸的上身像泥鳅一样的湿滑，我们在斜坡上翻来滚去地厮打着。最后，我终于再次翻上来抓住他的头发，向下面的石块磕去，一下、两下、三下……他终于喘着粗气不动了。另一个滚落在十几米处斜坡下的还在昏迷着。我跑回自行车那儿拿来绳子，以最快的速度将两人手脚捆死，扎牢。此时，我像泥巴一样瘫倒在地上，虚脱了。紧张、恐惧、搏斗、获胜，短短的几分钟，我经历了不是生就是死的一个个瞬间。假如没有打中第一个，假如那一刀刺进我的左胸膛，假如……我越想越后怕，浑身竟抖了起来。看着受伤的手在流血，寻思怎么一点儿也不痛呢？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恢复了体力，发现两人的头上、脸上仍在流血，赶紧拿出云南白药替他们止血包扎。此时他们的神志也开始清醒，慌忙跪在地上连喊饶命(大凡拦路抢劫的人，除贪婪物欲之外，没有不怕死的)。我问其抢劫原因，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在山下就开始跟着你，看你孤单一人，身上又背有很多好东西，我们想抢来换钱玩耍，没想到……”

　　在这荒山野岭，如何处置他们呢？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将二人的双手固定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让他们推着我的自行车至山顶丫口(人自卫意识的天然反应)。

　　此时已近黄昏，我将他们两人背靠背绑在一棵树上，以便让他们能自行解开绳索逃生。之后，我骑上车趁着陡坡，靠着自行车的惯性飞快下山，至于他们是否会追上来报复，那只有听天由命了。不过，在心理上我已胜过他们一筹。

　　经历这次肉搏教训之后，这两个年轻人要么变得更坏，要么从此改邪归正，但我真心希望他们作为人的天性从此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