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有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的时代，很多事物我们都不能以常理度之，否则，你得到的可能会是非常奇怪的结论。你必须像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那样，把自己的思维中断一下、转折一下、颠倒一下，才会发现其中别有一番新解。

　　眼下，部分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者的关系可能就属于这种反常现象。按常识推论，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者应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学术期刊为研究者们提供展示研究成果的场所，研究者们则为学术期刊提供优秀的学术产品；学术期刊按照自己的办刊宗旨、办刊方针，高质量地遴选可供选择的学术文章，研究者们根据个人对自己文章的价值判断、质量判断，甚至是学术效应的预期和个人趣味，自由地选择认为比较理想的刊物。这似乎是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中的正常关系，作者和编者遵守无字的契约，而这个契约，就是学术界本来应该具备，并且需要加以共同维护的那种以学术利益为最高利益、学术准则为最高准则、学术道德为最高道德的科学文化精神，无论是刊物还是作者，都应自觉接受这种科学文化精神的节制。

　　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当今的学术界，一些学术刊物和学者们正在渐渐背离或者说已经背离了这种科学文化精神。学术期刊不是以学术为中心，以质取文，而是以“人”为中心，以“势”取文、以“名”取文。他们宁愿刊发“名人”们“出出汗”的文字，随意的“哈欠”文字和思想喷嚏，也不愿对普通作者的认真思考多看两眼；他们对“名人”学者们的稿件青睐有加，可是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来稿却草菅“文”命。“名人”学者们不是根据学术表达需要向刊物出示优秀成果，而是图着“露个脸”，我“说”故我在，以言说强化自身“名人”的光韵。一些学术刊物被“名人”把持后，越来越像是仅对“名人”开放的学术俱乐部，飘来闪去的，总是那么几副面孔，那么几种腔调，那么几种文风，即便偶尔有些陌生的面孔，但仔细盘查，你也会发现他们后面暗藏着的“名人”关系尾巴，或者，他们干脆就像香港警匪片中的“马仔”，只是为“大佬”们的出场或者“学术观点”的亮相鸣锣开道、大喝其彩。这种状况在那些学术性较为单一、专业性较强的“圈内”刊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这样的学术空间里，“名人”聚集也相对容易。由于“名人”相对集中在以北京、上海、南京等为中心的几个有限的文化大城市（这几个城市相对来说也更容易出产“名人”，因为它们拥有优越的制造“名人”的资源优势），这样的“名人俱乐部”，往往也成了区域性的学者进进出出的高档会馆，出入的有效证件，就是看你是不是“脸熟”，看你是不是拥有“高贵”的学术“出身”。

　　我这里所说的“名人”，当然不包括学术成就上已经广泛为人们认肯的“大师”，和“大师”这样的需要经过时间检验和学术史沉淀才能被加冕的命名相比，这里所说的“名人”多少是随意的、宽泛的，甚至有些“明星”、“走红”等含义，既包括那些在学术领域取得不同凡响成就的“名家”，也包括媒体时代那些谙熟学术游戏规则暴得大名的草莽英雄，或者干脆是出身“名门”，根红苗正，靠得祖上庇荫（当然个人也要稍加努力）最终登堂入室的名门弟子。

　　学术刊物演化为“名人”学者们的话语“俱乐部”，很难说得清“名人”和刊物之间究竟谁在“傍”谁，谁在“捧”谁，公允的说法，似乎是双方的不谋而合，其目的不在于表明一种贵族式的清高气息，而是渊源于一种共同焦虑。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遗忘”是人们根本的处理事件和文化消费方式，为避免成为“过气”的“上帝的弃民”，遭受被抛弃的命运，“名人”和刊物携手结盟，共同抵抗着来自“遗忘”的巨大压力。从学术刊物方面来说，其实大多数编辑的知识素养、学术眼光、研究能力丝毫不比学术正规军差，如果不是编辑的特殊身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应该能够在学术的权力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至少从选稿这个环节上，我们似乎不必对编辑们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之所以乐于同“名人”联姻，主要还是迫于刊物自身生存方面的考虑，比如刊物的品牌问题、阅读范围、学术效应、刊物发行量等等。毕竟“名人”背后隐含着大量的读者资源，“名人”的话语先天地包含着可能的学术轰动效应，并且“名人”本身就是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些都是被学术刊物所看好的。他们不想没入平庸之中。而从“名人”的角度来看，只要他们知道自己“成名”的背后还有那么点偶然，他们的根基还不是很牢，比如离“名家”、“大家”还有一步之遥或数步之遥，只要他们还想把自己的名声进一步经典化，一句话，只要他们仍然要靠“学术”谋生，他们就没有松懈的理由。尤其是在当下学术队伍更新频频，不断有人杀出重围，有人淡出江湖的大时代中，他们就不得不保持对“遗忘”这个敌人的高度警觉。

　　用一句被滥用的时髦话说，“名人”和刊物都迫切需要“眼球经济”。“名人”和刊物脖子上勒着同样的绳索，迫使他们为自己的屁股寻找一个共同的舒适支撑。这些年的学术研究格局中，不少刊物在这方面创造出了成功的典范，“名人”和刊物都成为这些成功经验的既得利益者。“谁说”、“在哪里说”，这些现象性事件正在淡化“说什么”的本质，成为学术中人十分关注的事情。有些“名人”不管“说”得怎么样，但是因为能够在某些重要刊物频频亮相，倒也博得个“久负盛名”；有些刊物因为某些重要“名人”的时时光顾，大大加重了它在学术圈的砝码，甚至具有某些学科“必读”的重要性和无冕之王的民间权威性。

　　学术刊物与“名人”学者互相靠拢，本来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从概率上讲，“名人”学者出优质稿的几率毕竟要大于普通人，至少从逻辑推论上看，它很有可能推动学术研究向更前沿、更纵深的领域挺进。可问题是，当这样的“合作”偏离了学术立场，失去了学术精神的制约，其动机、行为和结果就很值得我们怀疑。只要你还关注着现在的学术界，都不难看到，那些“名人”和刊物联手后最热衷的事务，大概就是玩弄“声音”政治。他们联袂表演，不断策划、制造着一些学术“热点”、“焦点”，他们总是想弄出一些奇怪的响动，以此招徕人们对他们的注视，证明他们的存在，甚或是影响一个时期学术的走向。在学术刊物和“名人”心照不宣的合谋中，学术的公正性、严肃性也无从谈起。一边是“名人”们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学术立场、学术个性，迎合刊物的口味和思路，做媒体时代的传声筒；另一边是刊物俨然变成“名人”们的私家花园，成为他们相互唱和、应酬、吹捧、友情馈赠的私密空间。尤其是在没有很大发表压力的情况下，“名人”们似乎再无必要对自己的学术表达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于是，一批无血无肉、了无生气的浅薄之作应运而生，充斥各类刊物之间。当惟“名”是图、惟“圈子”是图成为制度性思维，成为刊物选取稿件的基本态度时，学术刊物的公众、公开、平等、参与等原则也不复存在，它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更遑论对年轻学者的发现、培养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