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上海文学》公开信”事件反响

　　上周本版发表了网友的一封致《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的“公开信”。作者指责陈思和担任《上海文学》主编以来，将这本著名的文学杂志变成了自己身边小圈子的“卡拉OK包房”。

　　上海师大中文系教授张闳就“公开信”揭示的问题发表评论，认为《上海文学》“‘小圈子化’的问题，这恐怕连瞎子都看得出来”。

　　上周“批评广场”发表的致《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的“公开信”我觉得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比如它对陈思和个人的指责，就有点偏离事实。虽然我也批评过《上海文学》，但据我对陈思和个人的了解，我感觉他还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是想做文化事业的人。至于怎样做，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上海文学》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杂志，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初它的宗旨是探索性、当代性、文学性。九十年代，整个文学刊物都在衰落，文学刊物的办刊模式必然会面对这样一个命运，像这封信说的，曾经是“精神家园”，现在变成了别人的自留地，所以就有人感觉不舒服。但我觉得把文学刊物当成精神家园本身就不对。

　　文学刊物首先是个公共媒体。原来的官方文学刊物，它是老大，有发稿权，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编辑理念，文学刊物办得好不好，完全靠碰运气。到了媒体时代，它如果还沿袭这种编辑理念的话，就会出问题。现在应该是编辑时代到来了。现在稿件资源都差不多，以不同的方式编辑，就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当陈思和来编《上海文学》，并对杂志进行改版的时候，我还是寄予较高期望的。我想，他可能带来一种新的编辑理念，会有新的面貌。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的确，他带来了某种编辑理念，从刊物栏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都是旧的现代文学刊物的名称。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文学史家在编杂志。文学史家对旧日文学精神的怀恋和沉迷，给人感觉是穿着长衫在编杂志。躺在一张旧床上做着旧梦，杂志原先强调的“当代性”大为削弱，与《上海文学》一向的“探索性”风格也相去甚远，甚至“文学性”也在削弱，因为理论和学术的部分增加得太多。

　　专家和报人编报刊完全不一样，容易狭隘化。陈思和显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文学主张，但这些主张可以做学问，不一定能办刊物。小说总体质量是没有以前好了。原来的《上海文学》还是经常会制造一些小说观念，现在比较模糊，看不出有什么思路。这跟主编和编委群体的文学鉴赏力方面的局限有关。

　　那封“公开信”中提到的“小圈子化”的问题，这恐怕连瞎子都看得出来。从编委会的构成来看，“小圈子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从主编、主编助理到编委，都是主编的弟子和朋友。要避免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的嫌疑，仅仅靠编辑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其他力量的限制，显然是不够的。从所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来看，作者的范围明显缩小了。编委会报告就像“公开信”里所说的，变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每期都在自我表扬，自说自话，而且是互相的表扬，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在里面。这就很怪异了。至少我所接触到的信息表明，对现在的《上海文学》批评性的意见是占主导的。

　　我不知道陈思和先生是有意地小圈子化，还是没有办法？或者是视野有限，所能看到或调度的人力资源就是手下的或周边的这些人。这也可以理解，办事总是找熟人嘛。但也有可能是有意地要把它办成同仁刊物，我不知道他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如果说是有意的，我觉得显然用《上海文学》这样的媒体来做这种事是不合适的。《上海文学》显然是公共资源，不适宜变成同仁刊物。做学问讲究师承关系，但编公共文学刊物恐怕这个没用。如果说是找不到其他的资源，也说不过去。《上海文学》这样一个老牌的文学杂志，有许多资深编辑，还有庞大的优质作者群。

　　我更倾向于将文学刊物看作是一个公共的文化媒体。文学刊物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是来自其他大众媒体的挑战。如何来整合与杂志相关的文学资源，把它变成一个有公众影响力的刊物，这才是文学编辑的难题。既不要把它变成什么“精神家园”，更不可把它变成自己家里的菜园子。它就是一个文化和文学的公共平台。至于这封“公开信”，虽然言辞过激，但我觉得，其中有些观点还是值得关注的。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应该对刊物有好处。老是把几个门徒的捧场话当作文学的精义，不仅要使刊物走向死胡同，学问之路恐怕也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