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安娜·加瓦尔达在她处女作《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中非常精彩地刻画过一个梦想当作家的女子的形象，她把稿子复印好，装进一个漂漂亮亮的牛皮纸大信封，到邮局买了最漂亮的邮票，“充满爱意地舔舔它们，用优雅的姿势把它们贴好，对信封施了点魔法，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在上面划了划十字，还念了一些咒语”，然后才把那包稿件丢进邮箱……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作家屡见不鲜：有的喜欢站着写作，有的只用蓝墨水，有的喜欢穿着厚厚的袜子，有的喜欢数着念珠祷告，有的周围放满了护身符……有人甚至说没有怪癖的作家不是作家，最近法国媒体就对许多知名作家作了一次调查。

　　对如何下笔这个问题，许多作家都坦陈，他们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美国墓地》的作者梯也尔·艾思说：“如果你想创作，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一些与日常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的时刻。”他早晨4点钟开始工作之前要大声朗读福克纳、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作品中的那些“充满能量”的章节。爱德蒙德·夏尔－胡喜欢穿着非常小的、总是同一式样的羊毛袜，这种怪诞行为他是从画家达利那里学来的。

　　《为了一位同龄女子》的作者多米尼克·法布尔坦露，他在家里写不出一个字，他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车间，一个保姆房，或者是在一个已经去度假的女同事家里”，反正不能在自己家里。《通往敌方》的作者丽蒂·撒尔维走得还要远：“我到哪里都写，越是陌生的地方越好。”她在牙医的候诊室都能写出几行字来，她惟一的行李就是记忆：“我把整本书都储存在脑子里，这是个可携带的文本。”她要的是那种孤独的感觉。

　　而对某些作家来说，公开写作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意大利男孩》的作者菲立普·贝松就是这样，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写作间，只有包括佣人在内的少数几个关系好的人可以进入，但他本人必须在场：“我陪他进去，跟着他，监视着他。”他禁止别人看他的稿子，哪怕是偷偷地瞄一眼，他都会大发雷霆。这个光彩夺目的作家受不了别人接近他那些改得乱七八糟的稿子。对于正在创作的书他也是只字不提，因为他担心流产：“就像怀孕一样。只要书没写完，我就拒绝谈及。”

　　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娜达莉·蓝斯也非常害怕别人翻看她那本大大的方格簿，害怕别人发现她的拼写错误，因为她没念过多少书，“说老实话，我只有五年级学生的水平”，所以她每个礼拜六都要向她的编辑口授她的小说。就像是家族遗传的一样，她那当了院士的父亲每天早晨也要对着录音机口授他的散文，然后由秘书整理。娜达莉·蓝斯的小说主题无一例外，都是死亡，所以别人都以为她是住在棺材里，实际上她只是从11月1日万圣节开始写东西，每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她在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中醒来，穿着祖父的睡衣，一直写到4月：“春天来了，我的书也写完了。”

　　交稿对作家来说常常是艰难的时刻，《一个漫长的礼拜天订婚礼》的作者塞巴斯蒂安·雅普雷索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结尾写完。《紫外线》的作者塞尔热·容古尔则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碰到烂天气，他总是迟迟交不了稿，他的解释也非常有道理：阳光灿烂的天气让人感到幸福快乐，也更勤奋。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