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被我命名为<<仿佛>>的小说，主要情节围绕我的祖先刘思让和刘权展开。小说的素材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一批文字材料，它们包括：一，清朝咸丰年间曹州（今山东菏泽）人士笑笑林所著民间史书<<灵肉无踪>>，这是一本写土匪的书，手抄本，颜体小楷，全书约13万字，成书于同治6年（1868年）， 它的原件现在藏于山东省曹县图书馆。二，我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28万字，写作时间是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当时我的父亲身患绝症，身体极其虚弱，思维也很混乱，他的写作一直有我弟弟参与其中；我弟弟甚至在1997年3月到当年6月父亲去世的这段时间里，经常躲开父亲的病床，对已定稿的<<一生有悔>>进行大量的删改和增补，所以严格说来这册回忆录还有第二个作者——我的弟弟刘照华。三，李纪钊写于1998年夏末的小说<<武劫考>>，这篇小说很短，只有不足一万两千字，发表后从未引起过批评家的注意。以上这三件文字材料，在我写作的时候都摊开在写字台上，一些书页的边角已经被我翻弄得卷了起来。<<仿佛>>另一方面的素材来源于我父亲的口头讲述。

　　1998年夏天，我依据父亲的口头讲述，写出了这篇小说前几个章节的初稿。但随着写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现有的素材不能支持我对小说的整体构想。我的写作只好停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刘照华，说我准备写一篇有关刘思让和刘权的小说，想让他打开家里的保险柜，取出我们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我这样做是因为父亲的回忆录里面，有专门的几个章节写到了刘思让。这个时候我已经得到了笑笑林著<<灵肉无踪>>的复印件，拿它和父亲的口头讲述比较一下，我觉得父亲的回忆录对于我的写作来说必不可少。一开始刘照华不乐意把父亲的作品交给我，他在电话中吞吞吐吐，说<<一生有悔>>某几个章节还是残缺的，他想进一步修补修补。在我的坚持下，最终刘照华才答应下来。我能够摸清刘照华的心理，他因为当初参与过父亲的写作，所以觉得独自拥有对父亲回忆录的保存权、支配权甚至于修改权。现在我们的父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我很怕刘照华会把父亲的回忆录改得面目全非；早在1997年3月至6月父亲病重的那几个月里，他不就已经那么做了吗？那时在家乡菏泽，我们的父亲陷入了昏迷状态，他瘦得几乎只剩下一个内脏充水的大肚子，两只手不停地抓着身旁的空气。我们姐弟几个从医院里搞了一张家庭病床，日夜守候在父亲身边，准备陪他一起熬过最后的时刻。父亲在昏迷中念叨着他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可是这时候我们时常看不到刘照华的身影。刘照华躲在邻居家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里，偷偷修改父亲的回忆录。邻居家的那间房子因为里面吊死过一个19岁的女孩，多年来都没有住过人。房间里堆放着木料、谷杆、残破的器皿、一些闲置的旧家具和一大堆陈年树叶，窗户也被碎砖封死，只在中间留下一洞巴掌大的窟窿，外面的光线射进来，打在一只豁了口的土陶面缸上。刘照华坐在窗户下面，膝盖上放着写满字迹的十几本稿纸，那就是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刘照华右手握着一支黑色的圆珠笔，左手不停地蘸着口水和翻动纸页，他的笔尖在父亲的字迹间肆意游走，在我看来那就像是马蹄践踏幼小的庄稼。刘照华的头和半边身子顶着俯射下来的光线，使他的头发、眉毛、胡子和上身穿的毛料西装看上去就像洒了一层白霜。一些喜欢阴暗和潮湿的小虫子在枯树叶堆里爬来爬去，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响。这间房子里充满了陈腐的空气，在这里面时间也是粘稠的。刘照华蹲在那里似乎已经很久。这样的情景使我想起了1860年的刘思让。

　　父亲说刘思让是一个矮子。他就像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身材单薄瘦小，头发稀松，面色腊黄，长着下吊的嘴角和上翘的鼻子，一脸哭相；但刘思让臂膊健硕，双手修长，十指灵活而富有弹性，他喜欢一窜一跳地走路，两只长臂大幅度甩动，在前胸和后背乱舞。父亲在描述刘思让的时候，言语意味复杂，对我们这位祖先既崇敬又亵慢。同我一样，我的父亲肯定没有见到过刘思让或者哪怕是一张刘思让的画像，所以他对祖先的描述来自于揣度，让人无法信以为真。父亲说，1860年的某一天，刘思让穿着一身破旧的青布衣裳，手里拿着一条榆木打狗棍，一路走走停停，步行半个月来到河南商丘。他以每月20个铜钱的价格，在商丘东城门外租了一间废弃的民房住下来，以讨饭和替人干点零活维持生计，业余时间则著书立说，就这样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古怪的写作生活。40岁的刘思让脊背便开始佝偻，手上起满了老人斑，眉毛变长，眼皮下垂，看起来老态龙钟。其实从那时起，他的真正生活才刚刚开始。刘思让的身材萎缩得更加瘦小，他仍然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就像一只家猫一样蜷在窗台下面。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木桌子上铺满了裁好的劣质宣纸，我的祖先常常用左手的三个指头端着长烟斗，右手握着小狼毫毛笔，轻轻晃着脑袋，口中念念有辞，烟嘴被他的牙齿咬得吱吱作响。窗外院子里长满了水曲柳、葡萄藤、蔬菜、蒿草和紫丁香，阳光在树叶和草尖上跳跃，蜜蜂蝴蝶以及各种各样的蠓虫围着紫丁香花飞来飞去；而房间里异常宁静和孤寂，刘思让咬烟嘴的吱吱声引出来两只棕毛老鼠，它们站在谷杆铺成的地铺上，盯着刘思让的后背。一条暗红色的家蛇吊在漆黑的房梁上。我的祖先被虚无和幻觉所左右，他的笔尖时常模糊了时空的观念。

　　1996年春天，距我的父亲确诊为肺癌大约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父亲有可能感觉到了身体的某些变化，他的情绪容易波动，行为也有点古怪。当时刘照华写给我一封长信，信中谈到父亲的异常。他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父亲常常在厕所里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面干什么。刘照华曾经怀疑父亲因为便秘在厕所里受罪，但后来一些细节证明并非如此。还有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刘照华在信中说，我们的父亲喜欢披衣坐在床头，双手抱着膝盖，黑暗中对母亲讲他少年时代曾多次被一截树桩绊倒。父亲的声音绵软细长，就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说那截树桩。过了一些日子，父亲开始在茶余饭后对每一个出现在他身边的人讲述树桩的故事。父亲说的大约是1934年至1936年间的事情，那时我的爷爷已经客死他乡。父亲跟着我奶奶居住在他的出生地一个名叫旧刘庄的村子，每天去一个名叫王集的村子读私塾。刘照华在信中描述说，本世纪30年代的鲁西旷野荒芜破败，但阳光像大朵大朵的白棉花一样洒下来，我们的父亲背着粗棉布书包，从旧刘庄一条灰暗的小街里走出来，他望望白花花的太阳光，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我们的父亲走路时一窜一跳的，两只细胳膊大幅度甩动，由于书包的背带太长，沉重的书包不停地砸着他的腿弯。刘照华说，旧刘庄和王集相距三华里，有一条很平很宽的官道相通，但官道在两个村子之间拐了一道90度弯。父亲的记忆就在这条道路的弯处。如果你能够飞起来的话，父亲总是这么对人说，停在高空里往下看，就会看到那条拐弯的官道像一把直角拐尺。一把直角拐尺，父亲接着说，学堂里的先生手里就拿着一把直角拐尺，先生是世界上最慈祥的人，但他喜欢一边笑眯眯地望着你，一边用直角拐尺打你的手心；先生喜欢用直角拐尺打人，虽然那样用起来很费力。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刘照华在信中描述说，我们的父亲像是很偶然地发现，上学的路还有另一种走法，那就是在被父亲形容为直角拐尺的官道拐角的内侧，有一条偷懒的人踩出的小道。那条小道只有几丈长。我们的父亲就像跟谁赌气似的，开始走那条小道，但正是那一天，他被小道中央一截高出路面半尺的树桩绊倒。这就是父亲反复讲述的有关树桩的故事。从此以后直到父亲被迫中断学业的两年间，几乎每一天父亲都要走那条小道，而每一次都被那截树桩绊倒。父亲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走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对此刘照华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事实上我们的父亲决非因为想抄近路才走那条小道，那条仅有几丈长的小道近不了多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父亲走那里是为了被绊倒。

　　在这篇有关祖先刘思让和刘权的小说真正开始前，我必须冒着破坏小说结构的危险，继续谈一谈我的父亲。同时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一些有经验的读者很快还会发现另外一点，就是我的小说在不断重复，不过我认为这样的重复对于一篇意图明确的、虚构的小说是有必要的，对于迷恋幻想故事的读者也是能够接受的。接下来仍然说1996年春天的事。看到刘照华的长信以后，我专程赶往老家菏泽看望父亲。父亲瘦了很多，正像刘照华说的那样，他的行为有点古怪，具体说来就是父亲的举止神态中有一丝惊慌、一丝小心翼翼，甚至还有一丝让人同情的自卑感，也许真的是父亲预感到了死亡的脚步已经迫近，而他还不曾有足够的准备？当晚，父亲、我和刘照华三人坐在院子里喝茶，月光明亮，夜色沉静，凉风舔着茶杯上的热气，我们的父亲半躺在一张竹制躺椅上，背对着月光，他的脸看上去灰暗阴沉。我和刘照华坐着马扎，坐在父亲的对面。刘照华不停地给父亲续着茶水。那个夜晚给人的印象，似乎父亲感到自己已经很老了，所以要向我们交待一些重要的事情，有几次父亲喝茶的时候咂出尖锐的响声，让我们以为他马上就要开口说话了，但是没有，父亲放下茶杯之后，仍然半躺着，明亮的月光从他的鼻尖上切过去，两只眼睛周围形成两片边界模糊的暗影。那个晚上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居然也没有提到关于树桩的故事，我和刘照华盯着蜷在躺椅上的父亲，在我的回忆中，我们父亲的身体像清瘦的虫子一样绵软，软得几乎融化在竹篾子上。

　　我从老家返回济南之后，紧接着父亲却写来一封信。就是在这封信中，父亲第一次提到我们的祖先刘思让，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刘思让的名字，更不知道我是他的第六代孙子。父亲在信中很突兀地说，1860年，刘思让经受一场大灾难之后背井离乡，躲在河南商丘东郊外一间破旧的民房里，使用独特文体写作他一生中的唯一著作。刘思让坐在窗前思考，他思考的方式是仰起头盯着漆黑的房梁，用力咬着长长的竹制烟斗，双脚在地上搓来搓去。刘思让花了八年时间写作那本书，每天写作的时间至少在两个时辰之上，在那张只有三条腿的木桌子下面，坚硬的土地被他的脚掌磨下去一个深坑。父亲说我们家族的每一代掌门人都知道这件事，现在到了应该让我知道的时候了。但是刘思让究竟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以及它现在流落在何方，却成为一个最大的悬念。不管怎么说，父亲说刘思让结束了我们的祖先原有的生活方式，诱发出我们的家族成员骨子里潜在的幻想和语言天才，从此以后，家族中每一代人都有一位痴迷于幻想狂欢，一生和文字纠缠不休。父亲在信中说这些话时，并不知道我已经偷偷地开始写小说，那时我写了一些纯粹虚构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几家不太出名的杂志上。当然，读者已经知道在几个月之后，我的父亲也开始了他自己的写作生活，还有我的弟弟刘照华，他像一只桑蚕趴伏在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的纸页上，吞食那里面的文字。如此看来，父亲对我们家族的男人看得很透，他所下的“每一代人中都有一位”“和文字纠缠不休”的断语也很有道理。但是关于刘思让，父亲在信中只说了这么多。

　　河南人马修升任曹州（今山东菏泽）都司之后不久，就三翻五次光顾刘思让的茅舍，而那时刘思让只不过是一个落第秀才。马修第一次叩响刘思让的柴门时是一个初夏的早晨，他穿了一身青布便衣，脚上的马靴沾满了晨露、草屑和泥土，轻风掀动他的衣角，隐隐看见一根挂在腰间的马鞭。他侧身站在门阶上，倒背双手，初升的太阳拉长了他的影子，也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瘦削挺拔。马修说话声调温文尔雅，他拱手对前来开门的刘思让说，在下是曹州都司马修，早已听说道兄写得一手好字，冒昧造访。刘思让略一迟疑，将马修领进了院门。这是我父亲讲述的刘思让和马修初次会面的情景，刘思让的故事也从这一天开始。父亲说马修瘦高个头，面色白净，宽额头，深眼窝，他是我们家族应该永远记住的人。

　　1996年8月，我父亲在济南的一家医院里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得知自己的病情以后，父亲并没有表现出惊恐和绝望，倒是显得相当平静，也不希望别人过多地谈到他的病，他好像很容易就接受了眼前的现实。他坚持不住医院，只愿意和我一起住些日子。但是那些天父亲做事有些慌张紧迫，甚至走路和吃饭时也是这样，就像时时处处在提醒着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几天之后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利用死之前的这段时间撰写回忆录。这时父亲的身体也开始发烧。父亲沉湎于回忆录的构思中，他坐立不安，不断地在房间里转圈或者自言自语，他的写作冲动和他体内的低烧一样连绵不止。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晾台上喝茶，他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摇着一把纸扇，我坐着马扎，坐在他的对面。那晚有月亮，父亲背对着月光，他的脸投在一片阴影里，五官看上去有点儿神秘莫测，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在菏泽，父亲、我和刘照华一起在院子里喝茶的情境。那一次父亲显然是打算向我们说点什么的，但他始终没有说。现在，父亲终于要说了。但父亲的话几乎和他要写的回忆录无关，他说的是我们的祖先刘思让以及刘思让的胞兄刘权。父亲的讲述含含糊糊断断续续，他的话就像几把散落在簸箕里面的豆子。1858年，刘思让和他的胞兄刘权在追逃中狂奔。十九世纪中叶的鲁西原野上到处是未被开垦的荒地，我的父亲说，刘思让和刘权奋力奔跑，但他们就像两只早已被圈在猎枪准星中的狼。父亲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弯成两个圆圈套住眼睛，借以辅助语言制造他想要的气氛。在荒蒿和青纱帐中，父亲说，刘权无法施展他的盖世绝技“草上飞”功夫，因为他必须把瘦小的刘思让挟在腋下，以防近在咫尺的敌人用标枪刺中他。

　　父亲说刘思让对马修的造访一开始就有所提防，他认为这位绿营军官的来访绝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当时刘思让的胞兄刘权统领着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盘踞在东乡羊山，这支队伍近8000人，号称“青红帮”，刘权就是青红帮的帮主。马修的身份使刘思让无法不把他的来访和刘权联系起来。那个初夏的早晨，刘思让为一身便衣的马修打开了院门，领着他往堂屋里走。院子里和墙根处长着一团一簇的短秧拉拉草，那上面还挂着大滴大滴的露珠，刘思让走路看着自己的脚尖，他看见一些肥大的草叶被他的脚尖踢倒，露珠洇在他的千层底布鞋上。马修走在刘思让的一旁。在迈过堂屋的门槛时，刘思让看了看马修的马靴，他的动作再次迟疑了一下。马大人是曹州都司，刘思让说，而在下不过是一个穷秀才，实在是受宠若惊啊。说话间刘思让被自己家的门槛绊了一跤，他趔趄几下，双手扶住门板，同时嘴里大声吆喝着什么，那是他在吩咐内人为马修倒茶。刘思让请马修坐在正堂左侧的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自己坐在右侧马修的对面，就像一个真正的主人和一个真正的客人所做的那样。我的父亲说，马修叩开刘思让的柴门之后，并不有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他的识书达理和善解人意也使刘思让没有理由不接受他，这样，这个绿营军官第一次来访就成为刘思让的坐上客。父亲说重要的是马修为刘思让带来了礼物，他的礼物是明朝苏州人士祝允明的真笔字帖<<黄庭经>>，还有他自己的两幅临帖，是文征明的<<赤壁赋>>和董其昌的<<梅花诗>>，这使一生迷恋笔墨的刘思让喜虑交加。父亲说，那天马修离去之后，刘思让将珍藏多年的宋代真帖从房梁上取下来，和马修的礼物放在一起，钻研至深夜才上床歇息，他展转反侧，彻夜难眠。

　　马修每隔十天半月便来拜访刘思让，每一次都穿着同一样式的青布便衣，黑色马靴，腰间插着一柄马鞭。他把一匹毛色油亮的枣红马拴在村头的槐树下，倒背着双手走向刘思让的家门。刘思让已经认得军用马靴踏在门前硬地上的咚咚声响，听到这样的声响他就知道马修来访了。不等马修弄响院门，刘思让就从房里迎出来。刘家豢养的一只青毛家狗也认得马靴的声音，它听到动静总是抢到刘思让的前头，用它的尖嘴拱开柴门。两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刘思让把来访的马修留下来吃饭，他宰了一只鸡，又从地窖里拿出一瓶存放了16年的曹州老窖，和马修对饮。正是中午时分，夏天里最毒烈的太阳当空照着，猪羊鸡犬都躲到屋檐和树荫下去了，村子里非常安静，偶尔听到村头槐树下枣红马的一声嘶鸣，那声音竟像犁子一样犁过屋顶和墙头。刘思让和马修坐在正屋当门一张八仙桌的两侧，每一次干杯时，两人都抢先把酒杯举过头顶。刘思让的老婆和他10岁的儿子躲在另一间屋子里，隔着门帘的窄缝凝视着酒桌上这一对性情中人。10年之后，刘思让的儿子来到河南商丘东郊外一间破旧的民房里，那一天他肯定想到了刘思让和马修在一起喝酒的情境。不过那时候刘思让已经不在人世，先是他死在那间房子里的地铺上，然后他身上的肉被老鼠啃得精光，骨头也全被野狗叨走了。刘思让的儿子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只在那张三条腿的木桌子上面，找到了几根已经被咬断的竹制烟斗。现在，刘思让和马修把酒杯举过了头顶，他们相见恨晚，对酒当歌。不知不觉中夜色来临了。刘思让离开酒桌，从房梁上取下他过去的时日创作的各种字幅，他吹掉那上面的尘土，然后把这些字幅铺在地上，请马修一起玩赏并指点一二。刘思让席地而坐，高大的马修则半跪下去，双手按住字幅，嘴里啧啧有声。马修面色白净，额头宽广，目光深邃，灯光下能够看到他的几根白发。此时看上去，马修比刘思让略大三五岁，但他脸上所多出的几条细密皱纹中凝聚着更多的智慧。马修的双手白嫩细腻，十指的指甲泛出白里透红的健康光泽。他的手指在洁白的宣纸上游走弹动，显得绵软而从容。当晚，马修在刘思让家中歇息。刘思让把老婆和儿子赶到另一间屋子里，自己则和马修同床共眠。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结伴同行，两人一起骑着那匹枣红马远走80里外的定陶县，拜会民间书法大师牛千古。

　　我的父亲说，刘思让于仲秋季节上山之前最后一次见到马修，两人之间曾有一次彻夜长谈。那还是在刘思让的家里，刘思让和马修晚饭时喝了一点酒，他们两人的面颊都有点潮红。刘思让掌了灯，和马修一起坐在窗前的一张小桌子旁，开始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是他们交谈的话题难以揣想，因为，我的父亲形容说，他们把声音放得很轻，两人咬着耳朵，语调低沉短促，只有交谈的双方才能够听得见。夜半三更，从窗外望过去，刘思让和马修的身影呈“入”字形印在窗纸上。夜风不识诗书，裹着尘屑从房顶和山墙两旁溜走，窗纸上两个不眠人的影子看起来壮硕而孤独。父亲说1858年深秋的这个夜晚，刘思让和马修的长谈至少不会与诗书有关。父亲认定，那天夜里，看起来情绪平静的马修其实已经怀揣曹州府的密令，那张纸上面有知府大人的亲笔签字，密令命令刘思让作为说客，亲上羊山青红帮大本营劝说他的胞兄刘权招安。至少父亲是按照这种思路向我讲述的。天亮时分，马修终于彻底打消了刘思让的疑虑，成功地做通了落第秀才的思想工作。至于马修许了什么样的条件，我的父亲分析有两条：第一，马修保证无论结果怎样都不会伤害刘权；第二，一但劝降成功，刘家二兄弟的官职奉禄不会落空。朝露淋淋，刘思让和马修约好了再见。

　　刘思让骑着马修的枣红马上路，他肩上的褡裢里装了几张烙饼和捎给刘权的礼物——几捧晒好的柿饼。刘思让从自己的村子旧刘庄出发，一路上他要经过柳林、沙土、陶镇、东阿等好几个镇子，最后到达羊山。在经过上述那几个镇子的时候，刘思让让枣红马放慢步子，从挂着幌子的商店和插着遮阳伞的水果摊前走过，他勾着头坐在马背上，一身灰衣服使他的脸色看上去发黄；就像我们通常在电影和电视中所看到的一样，镇子上晃动着很多闲散的人，他们看见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从小街的一头走过来，那上面坐着一个穿灰衣的不明身份的人。刘思让因为一心想着招安的事，所以两道眉毛拧到了一起。但是对于马背上的路途来说，羊山并不遥远，第二天中午时分，一座黑黝黝的山头耸立在面前。刘思让牵着枣红马上山，经过岗哨三番五次盘问，终于进了山寨。岗哨把他带到一间带回廊的房子跟前，这里是刘权的寝房，门前站着两个丫环。此时刘权正在寝房里小憩，刘思让的小嫂子们围坐在寝房外间厅内说笑。一个丫环进屋通报，刘思让蹲在门前的石阶上等候，他听到屋里房厅内的说笑声，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向这些小自己好多的女人问好请安。片刻之后，穿着白马裤和白缎子夹袄的刘权从门里走出来，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走路时踏得青石地板咚咚作响。刘权看见瘦小的兄弟蜷在石阶上，嘿嘿笑了两声，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他把刘思让领到了另一间带回廊的房子。兄弟间也已经有很多日子不见面了，相见则心有灵犀，无需更多的言语，刘权不问刘思让此行的目的，吩咐使唤人为刘思让泡了一杯浓茶，等待他的兄弟首先开口。而刘思让呢，他是第一次来到刘权的山寨，处处感到新奇陌生；同时他还感到，在这里他的胞兄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心里不尽涌起一股豪情。只是想起马修交给他的任务，一时不知如何面对刘权，话该从哪儿说起。

　　刘思让犹疑间，忽然听到有人高喊报信，一个身穿黄马夹的兄弟闯进房来，跪在刘权跟前，这人称：官兵五万人已经密不透风地包围了羊山，他们由曹州都司马修统领，因为他们的麾旗上绣着大大的“马”字，这些人正在兵分八路，朝山寨进攻。刘权听罢此言，沉默良久，他意味复杂地看了刘思让一眼，然后一边命令部下守住山门和关口，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但事实上一切都已来不及了，眨眼之间山下杀声一片。刘思让感到脚下地动山摇，他看见房梁上的尘土正在纷纷飘落。原来在另一间房子里说笑的几个年轻女人，现在都从屋子里跑出来，她们四处逃窜或大声尖叫。刘权也迅速跑到户外，站在旗台上朝山下观望，他看见马修的刺眼的黄色三角旗帜已经漫山遍野。站在刘权身后的刘思让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刘思让还看到，一匹健壮的枣红马嘶鸣着从马厩里弹出来，闪电似地向山下冲去，那是马修的坐骑，它去找它的主人了。此时夕阳西下，山下似乎比山顶昏暗了许多。马修的五万官兵在集体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杀红了眼，一个又一个山寨兄弟倒在血泊中，血腥味像黄昏的潮气一样从山脚下升上来。刘思让看着刘权伟岸的身躯像一座塔矗立在他的面前，这让他觉得，只要有刘权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但他的胞兄壮硕的臂膊却软绵绵地下垂着，腮边也正在缓缓流动着两行清泪。夕阳斜照着刘权的侧面，使他的耳朵和头发看上去发红。

　　一部分官兵冲上了山顶，很快寨门也被攻破，官兵的身影在山寨里闪动，女人们也被砍杀了，绝望中，有人仍在等待刘权发出战斗命令，但此时刘权却对他的贴身随从们说：弟兄们，逃命吧。说话间刘权从一个兄弟手里接过一把马刀，他右手举着马刀，左手却顺势将刘思让挟在腋下，招呼他的随从准备突围下山。刘权再次高喊：逃命吧，弟兄们。就是这样，刘思让在刘权的腋下，他感到刘权的臂膊有力地钳着他的腰，他觉得这样甚至是很舒适的，他们兄弟二人将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羊山。但刘权腋下的刘思让还是挣扎了一下，他搬着兄长的肩膀说：放下我吧，让我死在这里，你自己逃命去。刘权哼了一声：放下你，谁来替我侍候老娘？一些官兵冲上来，刘权开了杀戒，几个随从活动在他的两翼，他们渐渐杀出了一条血路。刘思让听见刘权的大刀耍起来呼呼生风，冲上来的官兵要么被它断成两截，要么被它削下脑袋。鲜血溅到了刘思让的脸上。由于视角特别，这样的经历是一生难忘的。刘思让觉得自己很难分辨出官兵与山石树木的不同，在他的眼里，除了刘权的高大身体以外，山里的一切都让人眼花缭乱。一颗已经离开了它的身躯的官兵脑袋在刘权的脚前滚来滚去，伴随他们朝山下冲出了一箭地之远，那脑袋的五官最后变得血肉模糊。在刘权的身后，官兵的尸体躺成了一条蜿蜒山路。有好几次，刘权的随从用身体挡住了刺向刘权或刘思让的弓箭、标枪，或者用头颅顶住劈向兄弟二人的大刀，结果刘权的随从们一个一个倒下了，他们勇敢无畏的身体和官兵的尸体混在一起。最终冲下山来的只有刘权和刘思让兄弟二人，当他们的脚踏在平原上的时候，天色已经黑尽了。

　　这就是1996年的那个酷夏，我父亲口头描述的有关我们祖先刘思让的一些事。当然，父亲的讲述远不如我写下的这几段文字清晰，他的话是含糊、暧昧和断断续续的。读者还记得，当时是在济南我的居所，我和父亲两个人在晾台上喝茶，父亲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摇着一把纸扇，我坐着马扎，坐在父亲的对面。父亲背对着月光，所以月光从两个侧面把他的脸雕刻得楞角分明，他不停地摇着纸扇，仿佛要把记忆和零碎的月光搅到一起。我觉得我的父亲坐在幻觉中。他的话无法让人信以为真。比如说1858年的中秋刘思让骑着马修的枣红马去羊山的一些细节，我的父亲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父亲的讲述从“刘思让骑着马修的枣红马上路”开始，变得敷衍了事，他总是在关键的地方一笔带过，甚至是很多细节前后矛盾，给人的感觉似乎他心里并不想说这些事，或者随时随处都打算不负责任地把刘思让的故事结束掉。不过在我的小说中，父亲讲述时的缺陷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在1858年之前和之后的那些年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进入我的小说，容我慢慢写下去。但是1996年那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的父亲摇着纸扇，已经把刘思让的故事结束掉一次了。父亲说，冲下山来的第二天，刘权就开始发烧，但他们始终摆脱不掉官兵的追击。官兵就像趴在青纱帐中的蛤蟆，随时都会蹦出来。后来的几天中，刘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候刘思让不得不背着刘权行走。父亲形容这种情景时说，刘思让背着刘权，就像一只蚂蚁背着一只马蜂。七天之后，在一座废弃的破砖窑里，刘权因高烧深度昏迷，死在刘思让的怀抱中。

　　我的祖上那个叫刘权的人，我对父亲说，为什么要做一个土匪头子呢？父亲并不回答我的话，他只是朝我挥了挥手，意思好像是说“行了行了你不要问得太多”或“真是一言难尽啊”。这当然还是在我家晾台上喝茶的那一次，当时月亮已经下山，茶也泡得没了颜色，父亲挥了挥手，起身到屋里去了。一段时间以来，父亲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的少年时代和一截树桩的故事，再也不无缘无故到厕所里呆一两个小时，自从他被确诊为肺癌以后，这些已持续了几个月的习惯很快都戒掉了。父亲变得喜欢独处和沉默。既然刘权已经占山为王，过了几天我又对父亲说，他的弟弟刘思让怎么一直是一个穷苦秀才呢，这是不太符合生活逻辑的。父亲还是像几天前那样朝我挥了挥手，一脸不耐烦的神情，但是紧接着他就说话了。你懂什么呀，你根本不懂，他恶狠狠地对我说。我父亲说我什么也不懂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古今全像小说>>，他把书慢慢合上，又对我说，你不懂。我知道在很多情况下，父亲连着两遍说“你不懂”的话，那其实是要说一些别人不知道内情的事。父亲要求我为他点燃一支烟，我的读者都知道肺癌病人是不允许抽烟的，但我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也是我看到的父亲抽的最后一支烟。父亲开始说话了，但他并没有回答我“刘权为什么做土匪”以及刘权做了土匪“刘思让怎么还是一个穷秀才”的提问，而是再一次提起了1858年仲秋刘权和刘思让在追逃中狂奔的事。

　　我的父亲说，他们从羊山上冲下来的第二天，刘权就开始发烧，高烧使他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他的双臂就像面筋一样软软地耷位着。刘权已经无力举起手中的马刀，遇到追击的官兵时，兄弟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青纱帐却在退缩，荒地上的野高粱和蒿草都变黄了，很多秋庄稼也已经被收割，大片大片的土地裸露出来，刘权和刘思让在旷野上奋力奔跑，但他们就像两只早已被圈在猎枪准星中的狼。几天之后，刘权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一洞破砖窑里，大口大口地吐出浑浊之气，但他似乎仍能看见自己的两条长腿在奔跑，它们脱离了他的身体，像两个孩子一样并肩疾进，它们一直跑啊跑，跑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把他的身体留在了原处或悬置在半空中。我们的祖上刘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见自己的双腿仍在狂奔不止。那时他的脉搏正在不断地微弱下去，从四肢一点一点地缩回心脏，就像时光在他身上退守。对于羊山山寨的意外失守和8000弟兄阵亡，刘权至死没有说一句责备刘思让的话，他望着跪在跟前的身材瘦小的兄弟，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关爱。我死后你远远地离开曹州，刘权对他的兄弟说，从此以后忘掉我，忘掉青红帮，也忘掉那个叫马修的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刘权盯着刘思让的眼睛说，不要寻找马修企图报仇，永远不要这么做，想也不要这么想，不然的话你的结果会更惨，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刘权告诉刘思让，在某某某某地方，埋着几百两银子，他让刘思让把银子取出来，带着老母和妻小远走他乡。刘思让点着头，答应了刘权的话，他双膝跪地侍弄着奄奄一息的兄长，为刘权擦去了最后两枚眼屎。我的父亲说到此处苦笑一声。曹州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只可惜山外青山楼外楼，刘权最终还是栽在了河南人马修的手里。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刘氏家族接连好几代人，我的父亲说，要么横尸旷野，要么客死他乡，没有一人是死在自己家里和自己床上，刘权也不例外。父亲说这话时身体颤动了一下。当时他斜靠着沙发的扶手，一支胳膊肘支撑着身体的重量，随着身体的颤动，胳膊肘从沙发扶手上滑下来，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一只脚高高地抬起来。父亲是用自己的话刺疼了自己，他想到了自己的病以及远离家乡的处境，我估计父亲当时想到了这一点：他会不会像那些祖先一样客死他乡呢？仅仅过了两天父亲就回到老家菏泽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要死在自己的家里和自己的床上。直到父亲走后我才深深体味到了他在沙发上身体失去平衡时的心情。不过当时，我的父亲把身体摆摆正，看起来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他继续说着1858年仲秋的事。我们的祖先刘权躺在一孔废弃的破砖窑里，身体下面铺着一些蒿草和地瓜秧，他的白马裤和白缎子夹袄被尘灰和汗渍染透，已经变成泥土的颜色。刘权的双腿肿胀得很粗，皮肤上起满了褐色的斑点，脸和脖子潮红，他看见自己的脚尖不停地勾动，似乎就是走路时的样子。从1840年开始，18年来刘权的双脚就像碾碎羊山上的石头一样踩碎了所有的日子，如今它将追随已故的亲人们而去了。刘思让听见刘权的喉咙里咕咕作响，他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刘权的嘴唇旁。他听见刘权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着滚儿跑过来。实际上刘权是在念叨一个人的名字，不过他这回念叨的人不是马修，而是“四婶”。刘权咬着刘思让的耳朵，他是这么说的：还记得四婶的模样吗？刘思让说：记得。我也记得，刘权说，她长得好看，她的名字叫葛长菁。刘权就像唱戏的人用气声念台词似的，艰难地吐出了上面这些话。刘思让把刘权的头揽入怀中，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半个时辰之后，刘权死在刘思让的怀抱中。不过我的父亲没有让刘权死得那么快，他把半个时辰拉得很长，父亲说，在刘思让抱着刘权头颅的半个时辰里，兄弟二人没有再说一句话，破砖窑里出奇地寂静，他们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喘息声。但是沉默湮没不了实质性的东西，这一句还是我父亲的话，父亲说实际上那半个时辰里面刘权和刘思让共同进入了对于葛长菁和对于1840年的回忆之中。小说写到这里，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循环，比如说吧：1998年我在小说中写到1996年生了癌症的父亲，1996我父亲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讲述1858年的刘权和刘思让，1858年我的祖上刘权和刘思让在一个破砖窑里回忆他们1840年的四婶，而这个“四婶”，一个活到1840年、活了19岁的名叫葛长菁的美丽女人，158 年后成为我这篇小说中仅有的女性角色。

　　刘权的1840年

　　1840年以前的一些年里，刘氏家族人丁兴旺，四世同堂，这个大家庭拥有家庭成员21人，长工和家丁10人，女佣6人，房屋48间，肥沃耕地260亩，良种马12匹，耕牛18头，成材树木990余棵，家禽家畜日用家什杂物不计其数。那时， 刘家大院坐落在村子最中央的位置上，大门两旁分别有两棵老柳树和两只石狮子，门是朱红色的，门上有铜制的黄灿灿的门鼻儿。刘家大院南北长36丈，东西宽20丈，占地12亩，它的门楼和房子又高又大，这使得周围别人家又低又矮的房子看起来像是鸡笼或狗窝。刘家院子里栽满了柳树，一到春天，大团大团的柳絮随风起舞，竟是一派大雪纷飞的景象。刘权80岁的老爷爷最喜欢柳絮，这个季节里他总是坐在躺椅上，坐在阳光下，看柳絮飘飞，笑逐颜开。院子里不时走动着鸡鸭猫狗以及强壮的家丁和年轻的女佣，让这个大大的宅子充满活力。刘权的父亲站在老爷子身旁，他看上去40岁上下，老成持重，严然是这个大家庭未来的掌门人。

　　刘权的父辈兄弟四人，四个兄弟依仗家境殷实、略通诗书和为人谦和，把方圆几十里最为出名的四个美丽女人悉数娶到家中。其中四叔相貌身材尤为出类拔萃，被四里八乡有姑娘待嫁的人家盯得无处躲藏，最终东乡葛家庄19岁的美女葛长菁一枝独秀，入嫁刘家做起了四婶。迎娶葛长菁那天是一个金秋的凉爽的日子，刘家大院的门脸上贴了大幅的对联，家丁和女佣的脸上也都喜洋洋的。刘家雇了一顶八抬大轿，两支响器队，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马，把葛长菁从葛家庄抬了来。刘家大院门口的两棵老柳树上，各缠有一挂三万响的爆竹，娶亲的队伍刚回到村头，爆竹就被点燃了，直到新郎新娘拜完天地高堂进了洞房，爆竹还在咚咚哐哐地响，被炸碎的彩色纸花飘满了大街小巷。葛长菁下轿的时候，刘权正站在轿门的斜对面，他看见轿门布帘轻轻一挑，一双穿着尖尖红鞋的小脚从轿子里伸出来，然后是红缎子裤，红缎子夹袄和红盖头。葛长菁身材娇小匀称，她的身体像水一样被包在一身红缎子里面轻轻晃荡，两个伴娘从两旁扶着她，她们走过铺在地上的红毡条，碎步轻移悄无声息。刘权的四叔站在毡条的另一端，胸前佩戴着一大朵红色的绢花，他脸上的笑容就像彩色纸花一样翻飞飘动。

　　四叔和葛长菁的新婚很快过去了，转眼到了来年的春节。一家人忙忙活活准备过年。大年三十上午，刘家的老爷爷坐在正堂屋当门的太师椅上，抱着一根长长的烟嘴，看着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们还有家丁和女佣在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家禽家畜欢快的叫声此起彼伏，院子被扫把打扫得很干净，太阳光像大朵大朵的白棉花一样洒在上面。刘家老爷爷心里高兴，不时地嘿嘿笑出声来。但是在厨房那边的小院子里，已经发生了大家都不愿意让老爷爷知道、也是大年里不应该发生的事：葛长菁突然哭哭啼啼独自一人回了娘家葛家庄。葛长菁的这一行动打了四叔和刘家一个措手不及。其实葛长菁逃回娘家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她只是和她的大嫂发生了一点口角。根据刘权的母亲后来回忆，她和葛长菁发生口角的起因是一只鸡。当时，刘家的女眷们都在帮着女佣忙年，刘权的母亲在院子里拖着扫把打扫卫生，葛长菁则在厨房门外的案板上剁肉馅。此时一只母鸡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走到刘权的母亲面前，在刚刚打扫干净的地上拉了一摊屎。婊子鸡，刘权的母亲骂道，你不在窝里呆着，跑到外面来瞎折腾。葛长菁认为大嫂是在骂她。因为在这之前，厨房里的两个嫂子曾经形容厨房门外的葛长菁，说她剁肉馅的样子和菜刀快速砍在案板上的声音都像是母鸡啄米。葛长菁听到刘权母亲的骂声之后并没有做出强烈反应，也没有还击，而是慢慢停下了手中的活计，肩膀一耸一耸地哭起来。刘权的母亲没有注意到葛长菁在哭，此时她已经扔掉扫把到堂院里去了。厨房里的女眷和女佣看见葛长菁捂着脸哭，但没有人走过去对她说点什么。葛长菁哭了大约两袋烟工夫，仍然没有人到她身边去，或者对她说点什么，她只好自己止住泪水，到卧房里收拾起一只包袱，挎着它回了娘家葛家庄。

　　16岁的刘权在村东的柳树行里看到过双眼红肿的葛长菁，他看见盘着发髻穿着大红绵袄的四婶碎步急走穿过柳行子。刘权猜出葛长菁是要回娘家葛家庄的，因为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只蓝色的包袱。刘权也知道大年三十葛长菁不应该回葛家庄，她这样的行为很不吉利，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葛长菁走路，而是在她的身后跟着她。刘权不打算对他的四婶说点什么，也不打算为她送行，他只是要这么跟着四婶走一段路。葛长菁发现刘权在跟着她，就故意停下来，回头用眼睛狠狠地挖刘权。刘权也停下来，站在离葛长菁一丈远的地方，与葛长菁对视。葛长菁再走路时刘权还跟着她。你跟着我干什么，19岁的葛长菁对16岁的刘权说，你的个子那么高，走路一晃一晃的，跟在我后面像什么样子。刘权不说话，还跟着葛长菁。你的母亲不是一个好人，葛长菁说，你的四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长菁又说，你们家没有人能容下我。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柳树行子的尽头，葛长菁看到了一棵百年大树，她便倚在树干上再一次哭起来。刘权看葛长菁倚在树上抹泪，自己便蹲在路边，仍然离她一丈远。葛长菁哭得时间久了，刘权就轻轻吹起了口哨。多年以后刘权开始后悔，他应该在那棵百年大树底下劝阻葛长菁留下来，那样做了他的四婶就不会死，而那一年她只有19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长菁哭了很长时间以后又对刘权说，你这么大一个人，跟着我干什么。葛长菁说完这句话，就沿着大路朝葛家庄的方向走去。刘权不再跟着葛长菁，他看着她的后影，看着清冷清冷的空气中突然冒出的一股小旋风跟着她走了很远。不久之后，刘权发现葛长菁变成了一个红点。

　　刘权的四叔穿了一身新衣服和一双新鞋，看起来就像半年前的那个新郎官，他牵着一匹枣红马出了大门。这时刘权吹着口哨从街筒子里晃过来，正好被他的四叔撞见，四叔就问他，有没有在村东的柳树行子里看见过他的四婶。刘权说没有，我又没到柳树行子里去，怎么会看见她呢；再说了，她到哪里去只有你才会知道。刘权的四叔说，她到葛家庄去了，她和你娘生气，就一个人去了葛家庄。今天是大年三十，不能让她在娘家过年，说什么也要把她追回来，刘权的四叔看了看天色说，到葛家庄20里路，她现在走不到家，我骑马追她去，天黑前一准回来。刘权的四叔用一种很笨拙的方法上了马，他在马背上回头又对刘权说，天黑前我一准回来。刘权的四叔上马时，刘权看见他穿了一双新鞋，那是一双千层底黑呢子面的布鞋。刘权知道这双鞋出自葛长菁之手。但也许是刘权的四叔到马槽里牵马时不太小心，那双鞋洁白的千层底上沾了些马粪。

　　傍晚时分，刘权的四叔被葛家庄的人用一张小木床抬了回来，他的肚子上插着一把短刀。刘权的四叔一点也不显得痛苦，他的两只手轻轻按在肚子上护着那把锐器，两只眼睛盯住四寸长的棕色刀柄，神情专注，就好像那把插在肚子上的短刀是他玩出来的一个小小把戏。别把我的刀子拔出来，刘权的四叔喊道。在被家人扶到床上时，刘权的四叔两手扶着刀柄连喊两声，别拔刀子，别把我的刀子拔出来。家里的人让刘权的四叔躺在床上，把他的鞋子脱掉，刘权看见四叔的新鞋上仍然沾着马粪，不过那些马粪都已经被风干了。接下来刘权的四叔开始叙述所发生的事，他的语调很平静，就像他说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刘权的四叔说：从葛家庄回来时，我们两人走了万福河河堤上那条路，我牵着马，她骑在上面。那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我对她说咱得快点走，要不就赶不上吃年夜饭了。我们两人说着话走上了万福河的河堤，那时离开葛家庄才刚刚二里路，在河堤上，我看见树底下站着两个蒙面人，蒙在他们脸上的布一半青一半红，他们叉着腰站在那里，每人手里拿着一把短刀，分明是要等着我走近他们。我一看心中知道不好，我遇见青红帮的人了。我牵着马回头就跑，但只跑了七八步，那两个蒙面人就一齐窜上来，他们一个人搂着我的后腰，另一个人往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肚子一凉，看见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把刀子插在我肚子上。刘权的四叔说到这里嘎然而止。他的手还在扶着肚子上的棕色刀柄。后来呢？围着刘权的四叔的人问他，葛大姐呢？刘权的四叔翻了翻眼皮没有回答。葛家庄过来的人替刘权的四叔回答说，葛长菁现在在葛家庄，看起来她并没有伤着筋骨。刘家的男人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阵，决定立即将刘权的四叔送往县城救治。于是大家重新把刘权的四叔抬到当担架用的那张小木床上，四个人抬着他连夜赶往县城。

　　很快葛长菁被她的弟弟葛长贵护送着回到婆家。葛长贵牵着一头驴，他的姐姐葛长菁骑在上面。刘权没有看见下午四叔牵走的那匹枣红马，四叔和葛家庄的人也没有再提到那匹马，大概它是让劫路的青红帮抢去了。葛长贵脸色铁青，傍晚时分影影绰绰的光线在他脸上投下一片一片的阴影，他把那头驴拴在刘家大院门前的老柳树上，然后扶着他的姐姐从驴背上跳下来。葛长菁整了整衣襟，走进刘家大院，刘家的女眷和女佣一下子都从房间里跑出来，朝葛长菁拥过去，她们脸上的神情表明着：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上前和葛长菁说话或者甚至是扶她一下，但她们中每一个人又都在犹疑着这样做是否恰当。葛长菁从她们的目光中间走过去，她迈着碎步，低着头，垂着眼睑，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刘权看见葛长菁身上、脸上和手上没有任何伤痕，神情恬静，头发也纹丝不乱，好像在她身上以及在四叔身上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最终葛长菁还是被她的妯娌们搀扶起来，几个女人一起径直走向她的卧房。不过葛长菁在进门前脚步迟疑了一下，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刘权。这时刘权正站在一间房子门前的砖阶上，他发觉他的目光和葛长菁的目光擦肩而过，同时刘权还发现，这时的葛长菁已经不是村东柳树行子里的葛长菁了，她换了一身衣服，她身上那件大红绵袄被一件相同式样的绿袄代替了。 两个时辰之后，葛长菁自缢于卧房中。

　　1840年以后

　　刘权的四叔因失血过多和脾脏破裂，于大年初一上午死在县城一个红伤大夫的家门外。为了在大年里给红伤大夫消除晦气，刘权的爷爷不得不在治疗费用之外另付给他一百两银子。大年初五傍晚，刘权的四叔和葛长菁刚刚下葬的第二天，葛家庄的20辆牛车一气拉来500多号人，把刘家大院围得水泄不通。 葛家庄的人认为葛长菁死得不明不白，他们要为此讨个说法。葛家庄的人说，大年三十傍晚，葛长贵把他的姐姐送到刘家来的时候，葛长菁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少，可是两个时辰之后她就上了吊，所以刘家要对葛长菁的死负责。所谓对葛长菁的死负责，就是刘家必须向葛长菁的娘家即葛家庄赔银子割地。葛家庄的人高举着火把，要刘家的掌门人出来说话，不然他们就会把刘家的房子全部烧掉。刘权80多岁的老爷爷怕有闪失，只好让家丁搬来梯子，竖在院墙里面，他爬上梯子，隔着墙头和葛家庄的人说话。刘家老爷爷大声叫喊：葛家庄的亲家，你们听着，我是法镇（刘权的四叔）的爷爷。法镇他先死在县城，媳妇心疼才上了吊。事情明摆在眼前，俺们刘家从来也没有亏待过葛大姐啊。外面葛家庄的人不满意刘家老爷爷的话，他们一边喊着骂人的话，一边把火把高高地举起来。刘家老爷爷双腿索索发抖，但是声音洪亮有力，外面的火把照亮他的脸，使他的白胡子看上去发红。刘家老爷爷又说：天大的事也终有一了，有俺们旧刘庄的老少爷们在，有大清朝的法律在，我可要事先声明一条，杀人和放火都是死罪。

　　葛家庄的人没有理会刘家老爷爷说的话，很快他们撞开大门，冲到院子里来，他们先是砸碎了水缸面盆等所有瓷器，然后翻箱倒柜拿去了细软衣物，牵去了良马耕牛，捆去了家禽家畜，临走还放火燃烧了房屋。刘家老爷爷在院子里双膝脆地，仰天大笑，最后他自己钻进着了火的房子里自焚了。这是刘家1840年事件中第二个暴死的男丁。从此以后，刘家和葛家的官司长达两年。为了能赢得这场官司，或者说为了从一个方面证明自家的冤屈，刘权的爷爷在曹州府衙门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但是两个月之后，刘权的爷爷暴病而死。而这又是一个开始，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刘家所有的成年男丁一个接一个暴死，他们每一个人都死在曹州府衙门附近租来的那间民房里。最后一个死在那间房子里的人是刘权的父亲，他死后被老鼠啃去了鼻子。但是官司终于被刘家赢下来，他们从葛家庄要回了被抢去的钱、牲口和布匹，共计：铜钱十五贯，耕牛一头，丝绸四匹。这是那一年的冬天，半个冬季没有下雪，土地都被冻裂了，一连半个月不停的东北风刮得天空有些发黄。刘权的母亲解下蓝棉布的头巾，把十五贯铜钱包起来，牵着那头牛回到了旧刘庄。人们看见刘权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她的左手挎着一只蓝色的小包袱，右手牵着一头牛，牛背上驮着四匹丝绸布料，牛屁股后面跟着身材矮小的刘思让。那时候，刘家的人只剩下了刘权、刘思让和他们的母亲，而刘权呢，他早已在1840年那个意外的春节之后不久离家出走。

　　我的弟弟刘照华告诉我说，我们的祖上刘思让为自己设计了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在有生之年里去写一本书。当然了，关于刘思让，刘照华未必比我知道得更多，他只是在转述我们父亲的话罢了。我们的父亲在他去世前的某一天里，对刘照华说过下面这些话，他说大约是1859的某一天，刘思让在河南商丘街头以算命先生的身份出现，要写作一本书的打算便已经产生了。那时，刘思让戴着一顶破旧的麦杆草帽，蹲在大街上朝阳的一侧看自己的脚尖。阳光被草帽筛过之后，变得像金光闪闪的豆子一样在他的肩头跳荡。一只大腹便便的蚂蚁从他的脚尖开始爬行，然后越过他的脚踝到达膝弯。刘思让没有注意到那只蚂蚁，他搂在怀里的算命幌子也已经歪倒在一旁，他的双手插在黑棉布夹袄的袖筒里，陷入复杂玄妙的未来写作的构思中。这一天黄昏刘思让爬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脸上满是虚构和创作的冲动，他伸出脚来踩了踩算命幌子，把它留在大街上。就这样，商丘城里很多算命先生中最后来的一个，倒是最先一个消失了。

　　上面这些话是刘照华在京沪线上一列火车的硬卧车厢里告诉我的。那是1998年的春天，我们的父亲去世不到一年，我的<<仿佛>>的写作还没有开始，刘照华因为生意上的事拉着我去了南京。他倒并不是考虑我会在生意上帮他什么忙，主要目的是想让我散散心，自从我们父亲去世以后，我的情绪一直不好。那时候，我和刘照华坐在火车车厢里，望着车窗外鲁南和苏北地区的农田，车速很快，窗外的树木、房子和立在田野里的农民一晃而过。麦子已经成长起来，但还没到收获季节，大片大片的麦田连在一起，看起来像绿色的湖水一样。一路上刘照华在不停地说话，我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和火车行走时发出的“哐啷哐啷”的声音粘在一起。刘照华说，1860年春夏之交，商丘东郊外一间民房的院子里，蔬菜和蒿草正长得茂盛，刘思让刚刚开始的写作却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他不得不暂时停下写作，离开商丘远上东北长白山，为他虚构的写作寻找真实感受和现实依托。很明显，刘照华仍然是在复述我们父亲对他说过的话。读者都还记得，我的父亲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写了一本名为<<一生有悔>>的回忆录，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有刘照华的参与，所以他肯定对刘照华讲到过很多事情，自然也会讲到刘思让去长白山寻找写作状态时的情景。我的父亲对刘照华说，刘思让一路向北，沿着平坦宽阔的官道急步前行，身后飞扬起一溜尘土，他走路时往前探着脑袋，两条长臂大幅度地甩动，由于两只脚倒换的频率太快了，他走路的动作就像电视上的快放镜头一样缺乏真实感。那时候正赶上麦子成熟的季节，田野里很多农民在收割麦子。由于麦子的成熟从南方向北方渐次递进，推进速度竟与刘思让北上的脚程相吻合，所以两个月之后走过了山海关，刘思让仍看到很多农民在田野里收割麦子，就好像这个麦收季节粘在了他的脚板上。深秋时节刘思让从长白山开始返回，那时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正由北方向南方推进，它的推进速度再次和刘思让南下的脚程相吻合，所以伴随刘思让的漫长行程，一路上大雪由北向南飘飞不止，似乎一场大雪整整下了三个月。这次长白山之行的季节假象，使刘思让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很深的困惑。

　　在去南京的路途中，坐在火车里看着春天的鲁南和苏北地区的田野，心中想象着我的祖先刘思让步行在清朝的官道上一路朝北，并且撞上了一个季节挥之不去的假象，我就这样看着车窗外，在火车的高速行进中，想象着那个身材矮小、双臂修长健硕的人，正在沿着田间土路向与我相反的方向急步行走。这是一个感觉上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刘照华创造出来的。我知道刘照华有这样的才能，什么事情经他的嘴说出来，往往就能深入人心，比如说我后来读到的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它经由刘照华的修改而变得更具有阅读价值了。当时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刘照华因为不停地说话，嘴角泛出一些白沫。有时候他会用舌尖把它们舔掉，但过一会那些白沫又冒出来。我想刘照华真是不应该做什么生意，而应该找一份专门靠说话挣钱的工作。让人吃惊的是，关于刘照华的生计问题，这么大的事情竟被我胡乱猜中，这次南京之行过去几个月以后，刘照华突然放弃了已经做得不错的生意，在他33岁的时候招聘去了菏泽地区艺术馆说唱团，做起了一个煞有介事的鼓书艺人。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说唱团以及同属于艺术馆的豫剧团写作剧本。从个体户到艺术家，我们老家的县电视台曾以此为专题报道了刘照华的事迹。那么刘照华为什么要在33岁的时候改行？他怎样博得了艺术馆领导的信任从而受聘于说唱团？他是什么时候偷偷学会说大鼓书的呢？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写进另外一篇小说。现在让我们回到火车上去吧。

　　几天之后刘照华再次谈到长白山，还是在京沪铁路线一列飞快行进的火车上，这次方向倒了过来，我们离开南京要回济南。在南京的几天我们住湖南路附近的一家宾馆，玩了玩中山陵、夫子庙以及玄武湖，并且一到吃饭的时辰就像疯狗一样拚命寻找鲁菜馆，除此之外，我并未看到刘照华做什么生意，他甚至没有给什么人打过一个电话。因为在南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所以这次南京之行给我的印象，只是一去一回两趟火车上的路程。对于刘照华来说，他这次去南京，似乎仅仅为了要在去和回的火车上两次谈到长白山。我的读者也可以认为我和刘照华从未去过南京，我之所以这样写南京呀火车呀的，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小说在叙述上充满动感。不管怎么样，刘照华说，他于1997年的深秋也就是南京之行半年前，去了一趟东北长白山。刘照华开始说他去长白山的事了。我和刘照华坐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坐在车窗下，看着外面的田野，和来时所见到的一样，麦子已经成长起来，大片大片的麦田连在一起，看起来像绿色的湖水一样，偶尔有一片菜花地夹在麦田中间，黄颜色的菜花被太阳晒得放光。刘照华穿着一件黄颜色的灯芯绒休闲西装，领带的结打得很粗，并且歪向一边，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中带着很深的自虐味道。

　　刘照华说他是帮朋友处理一批旧织袜机去了长白山，我们姑且听他。1997年深秋，刘照华从山东菏泽出发，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吉林四平，然后又展转十多个小时，最后停在长白山区一个名叫高岗的镇子上。那时长白山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冬天，从山坳里吹过来的冷风足以让一个来自黄河南岸的人感到刺骨的寒冷。刘照华竖起衣领，两只手袖在衣袖筒里，臂弯里吊着的旅行包在他腿边荡来荡去。在刘照华到达高岗之前，已经有两个做山货生意的河南人住在镇政府招待所里，刘照华来到高岗之后，也住镇政府招待所，住那两个河南人的隔壁。两个河南人中有一位瘦高个头，面色白净，宽额头，深眼窝，戴一副窄边眼镜，大约三十七八岁。另一位又黑又瘦，神情木讷，看起来像是“眼镜”的随从。这两位在刘照华到达高岗的当晚就闯入他的房间，教给他玩一种扑克牌游戏。他们三个人一开始就打得火热，没有初次相识的拘谨，他们围坐在床铺上，把三屉桌的一个抽屉扯出来扣在他们中间，腿上盖着洗得发乌、印有小红字“高招”（高岗镇政府招待所）字样的被褥，一直玩到凌晨四点多才上床休息。但是刘照华躺在床上仍然无法入睡，他觉得这种游戏深深地伤害了他。他披衣下床，打开了窗户，寒气立刻像烟雾一样扑进来，使他打了一连串寒噤。窗外的长白山，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事后刘照华常常回忆高岗的那几个夜晚和罕见的牌局游戏，他渐渐悟出，对于某些人来说，“眼镜”教他的扑克牌游戏很像毒品，你明知道它会伤害你，可是你仍然会深陷进去而不可自拔，刘照华认为，每一个像他那样心胸狭窄和心灵敏感的人都会如此。这个游戏还有一个漂亮的名字：

　　警察与匪帮

　　“警察与匪帮”的打法与70年代流行在山东的四人牌局“三五反”极为相似，由通常被称为“大鬼”和“小鬼”的两张印着小丑人的花牌领衔，加上5、3、2 共同组成主牌，其余则为副牌。主要赢牌手段是，“台上”的一方往往通过“吊主”损耗对方兵力，而“台下”的一方则在战斗中伺机得分，最后以“台下”一方得分多少计算输赢。但由于这种牌局由三人组成，比起“三五反”来少了一人，所以敌我双方总是二比一，一人单帮的称为“匪帮”，两人一伙的称为“警察”。刘照华认为，被称为“警察与匪帮”的三人牌局其实是很常见很普通的扑克牌游戏，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一种蛮不讲理的计算输赢的方法：一局结束，赢了的那一方是这一局的输家，输了的一方才是这一局的赢家，即，如果这一局中“匪帮”赢了“警察”输了，那么最后结果就是“匪帮”输了“警察”赢了，反之亦然。赢就是输，输才是赢。

　　和我的想象一样，刘照华在高岗的那几天里根本没做什么织袜机生意，那两个河南人也是，他们好像把值钱的山货忘到了脑后，三个人在招待所里不分昼夜地玩“警察与匪帮”的游戏。但自始至终，刘照华无法转过游戏中那个“弯儿”来，明明是我赢了，刘照华说，几乎每一局结束的时候他都会高喊，怎么又输了？怎么我又输了呢？他们重新洗了牌，码在他们中间，六只手在上面乱舞。刘照华不肯输掉手中的牌，尽管他知道那意味着赢下这一局，但他就是不肯输掉它们。纸牌再次码起来，它们的背面是一种鲜红的颜色，边角上还印着“郑州新华印刷厂”的字样。“眼镜”不怎么说话，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刘照华。“眼镜”的手白嫩细腻，指甲泛出白里透红的健康光泽，它在摊开的纸牌上面游走弹动，显得绵软而自信。这双手使刘照华终生难忘，因为他的手无法像它那样从容，他的手指不停地发抖。每一局他都想赢下来，但每一局他都输了。刘照华在高岗和两个河南人玩一种叫做“警察与匪帮”的扑克牌游戏，玩了差不多四天四夜，第四天夜里，他们正杀得昏天黑地，却因为莫名其妙地少了一页“小鬼”而没能继续下去。深夜，他们无法使用一副缺页的纸牌，更不可能弄到一副新牌，大家只好不欢而散。第五天一大早，做山货生意的河南人还在酣睡，刘照华却悄悄离开了高岗镇。半年之后，刘照华在南京到济南高速行进的火车上告诉我说，玩那种叫做“警察与匪帮”的扑克牌游戏，你必须具备一种素质，就是要按捺住一种心境，笑眯眯地看着你的对手，并且设法让他去赢下手中的牌，因为根据规则，只有对手赢牌才真正意味着你的胜利，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放纵你的对手，让他一路狂奔，你自己可要沉住气，因为对手早已成为你圈在准星中的狼。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刘照华说，你将和我遇见的河南“眼镜”一样，你们都将是那种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

　　我和同乡李纪钊在山东曹县图书馆第一次看到<<灵肉无踪>>藏本，是1998年的夏末。那时，这篇叫做<<仿佛>>的小说我已写出前几个章节，刘照华也已答应把我们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交给我。我回菏泽取<<一生有悔>>的手稿，正巧与李纪钊同路，当时李纪钊和我的想法差不多，大家磨拳擦掌地表示要写出几篇好看的小说来，他回家乡曹县是为一篇写旧时“戏班”的小说搜集材料。李纪钊陪我在菏泽呆了一天，第二天我们搭乘一个小时的汽车去了曹县。曹县县志办公室一个叫赵大龙的人负责接待我们，这是李纪钊早已安排好的。赵大龙开着一辆老掉牙的军用吉普车，在县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七拐八转，转到一处非常幽静的院子里。赵大龙介绍说，这里是曹县图书馆的古籍部，很有可能找到李纪钊需要的“旧戏班”的材料。这个院子里只有三间房屋，是那种仿古建筑，青砖，绿色和金黄色的琉璃瓦，屋脊上站着一溜使枪弄棍的小武士。进了院门到房子之间是一段砖铺路，但是砖面上和砖缝里长满了青苔，看起来这里鲜有人至。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我和李纪钊看到了署名笑笑林的<<灵肉无踪>>。

　　<<灵肉无踪>>全书约13万字，小楷抄本，字体清瘦缱绻。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被锁在装有玻璃门的书柜里，看上去是厚厚一大撂发黄的宣纸。因为我们是县志办公室赵大龙的客人，所以被获准打开书柜玻璃门拿到它。赵大龙介绍说，根据当地史志部门的考证，此书作者笑笑林系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应为刘思让，山东省定陶县人士，生卒年月为1826年至1868年。<<灵肉无踪>>的成书年月为1860年至1868年。赵大龙是曹县史志方面的第一号专家，他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除此之外，赵大龙对<<灵肉无踪>>何以流落至曹县图书馆竟然一无所知。他对作者刘思让也所知甚少，甚至说不出刘思让的体貌特征，这一点他根本无法和我的父亲相比。当然赵大龙也不知道我的父亲，更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我就是<<灵肉无踪>>作者的第六代孙子。李纪钊同样被蒙在鼓里，后来当我告诉他我和这本书的作者笑笑林即刘思让的关系时，李纪钊根本不愿意相信。但在当时，李纪钊被<<灵肉无踪>>的内容或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记得那大约是上午十点光景，曹县图书馆古籍部的房子采光不太好，阳光穿过木质窗棂，在地板上和书柜上打出规格不一的方块，但阳光打不到的地方却显得光线暗淡，李纪钊蜷伏在房子最暗的一个角落，他把刘思让的书摊开在一个低柜上，把自己的脸埋在书页里。那时赵大龙站在被分割成方格子的阳光中，轻轻地晃荡着一条腿，显得无所事事，而我呢，我站在李纪钊身后一丈远的地方，靠着一个大书柜。房间里的空气有点潮湿，有点酸酸的味道。我想到了刘思让蹲在130年前的商丘东郊一间民房里写作<<灵肉无踪>>时的情景， 他蹲在那间房子不大的窗户前，一边看着窗外一边把长长的烟嘴咬得吱吱作响，窗外院子里长满了水曲柳、葡萄藤、蔬菜、蒿草和紫丁香，阳光在树叶和草尖上跳跃，蜜蜂蝴蝶以及各种各样的蠓虫围着紫丁香花飞来飞去；而房间里异常宁静和孤寂，只有地铺上两只灰毛老鼠和房梁上一条暗红色的家蛇陪伴着他。在我的感觉中，曹县图书馆古籍部那间房子外面，树叶间依然闪动着130年前的阳光碎片， 而我竟然这样奇妙地和刘思让的<<灵肉无踪>>相遇了。

　　我和李纪钊靠着赵大龙的面子将<<灵肉无踪>>暂时带出了图书馆，当天晚上，我们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躲在宾馆里分别阅读了刘思让这本文体介于话本和史志之间的著作。李纪钊意犹未尽，半个月之后，他又根据<<灵肉无踪>>所述史料，加上他自己奇异的想象和虚构，在济南写出了短篇小说<<武劫考>>。现在，我的小说<<仿佛>>的写作正在进行中，刘思让的书和李纪钊的小说放在我的书案一头。在对这两种材料的反复翻阅中，我发现尽管它们的文体相去甚远，但文本气质和对于真象的认识却非常接近。两位作者都以幻想作为文章的基调，故事结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实际上是他们两人共同创作了一个复仇故事，为此在两文的前半部分，他们都花费大量笔墨讲述两个家族怨结世仇的复杂经过，在这方面两文做得同样精彩。当然由于文体的差异，<<武劫考>>更具有可读性，这篇书卷气十足的小说不但在情致上弥补了<<灵肉无踪>>的不足，而且也使我对于<<仿佛>>的叙述有了肆意伸展的余地。

　　<<灵肉无踪>>故事梗概

　　道光年间，曹州境内的羊山上盘踞着号称“青红帮”的8000名恶匪，他们的首领名叫马修。马修深谙当时已濒临绝迹的盖世武功凌霄剑法和紫霞神功，并因此独霸武林十数年。此人性情古怪，恶贯满盈，羊山周围数百里的百姓和中原一带正直的武林中人提起他无不噤若寒蝉。道光20年（1840年），因为叙述起来甚为繁琐的原因，马修率领500名脸上半青半红的蒙面恶匪血洗定陶县旧刘庄刘员外家， 共计烧毁房屋17间，砍杀男丁12人，抢走女眷1人，良马耕牛9匹，家禽家畜细软衣物不计其数。80岁的刘员外被大火活活烧死。血光刀影中，刘氏家族的嫡孙刘权和刘思让饶幸得以逃生。血劫发生后，少年刘权远走长白山拜师学武，寻机复仇；刘思让则流落河南，下落不明。

　　刘权先去山西中条山找到了他父亲的同窗李承宗，当时此人正跟随在太行山区赫赫有名的扬州大侠充任军师。刘权到达中条山时，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厚及膝盖的积雪早已化作清水滋润了土地，山坡上覆满了嫩草和野花。经过两个月风吹日晒的野外生活，16岁的刘权已经变得衣衫褴褛，面目黢黑，他跪在李承宗跟前，就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李承宗听完刘权的遭遇长叹一口气，然后写了一封亲笔信，将刘权推荐给了自己的师傅、已隐居多年的长白山双瘊大仙。刘权马不停蹄又一路寻北而上，直奔东北的长白山区。在路上，刘权疾步如飞，他的身后扬起了一些尘土。由于刘权两只脚倒换的频率太快了，所以他走路的动作看起来就像梦中的小人儿一样没有真实感。此时时令正值麦收季节，田野里很多农民正在忙着收割麦子。由于麦子的成熟从南方向北方渐次递进，推进速度竟与刘权北上的脚程相吻合，所以两个月之后刘权过了山海关，仍看见田野里人们收割麦子，似乎这个麦收季节粘在了他的脚板上。这种季节挥之不去的假象使刘权迷惑不解。

　　就这样，刘权成了长白山双瘊大仙的最后一个徒弟。在双瘊大仙的调教下，刘权夏练在伏，冬练三九，十几年的光阴在双瘊大仙的手掌中、在刘权的刀枪剑棍下一晃就过去了。一个春天里，武艺高强、举止优雅的成年刘权告别师傅下山了。在长白山皑皑白雪中师徒二人挥手话别，他们都洒下了依依不舍的泪水。刘权一路南下，看到了与十几年前北上时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致，好像眼前的世界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世界了，自己也获得了新生，他觉得很过瘾，忧郁的心境为之一振。一天黄昏，刘权来到山东长清境内的灵岩寺，他不愿早早歇脚而想继续奔赶一段路程，也好早一天看见仇人马修如何变作他的刀下鬼。天色暗下来时，刘权发现春野竟如此沉寂和空旷，如此让人孤独和寂寞。这种心境越来越不可救药，对于刘权难得的兴致来说无异于佛头着粪。复仇心切的刘权引颈长啸一声，随后施展无上轻功跃上路旁的密林，如一只黑色大鸟踏林梢狂奔，掀起的阵风扬动树叶如滚涌的沙尘。

　　踏上曹州地界，刘权在一家小酒馆里无意中听到一个坏消息：青红帮已在多年前被官兵歼灭，作恶多端的马修也已被碎尸万段。青红帮以及马修早已成为一个传说。刘权不可能接受这种说法，或者说他惧怕这种说法成为事实。本来，青红帮和马修已被歼灭，这与刘权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正是这种一致性，才使他的生活目的和种种努力显出巨大的虚无和空幻。这等于说刘权为了复仇十几年来潜心苦练，学成归来后却发现仇人不在空无对手。刘权宁可相信马修和青红帮仍然在江湖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只不过他们作恶的手段更为隐蔽罢了，所谓被歼灭的说法只是人们眼见的一种假象。刘权觉得这个世界奇怪无比，你总是跟不上它的节拍，似乎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阻隔你，怎么撞击你都撞不进去，最终被搁在这个世界的外面。你是一个天外来客似的局外人。刘权用两坛杏花村酒灌得自己酩酊大醉，没有人猜得出那一夜刘权究竟想了些什么，他心事重重地坐在灯下，抽出梅花宝剑反复擦拭，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第二天天刚微明，一夜未眠的刘权拔剑出鞘，直扑羊山山寨而去。

　　远远望去，通往羊山山寨的峡谷犹如一只巨兽大张的嘴，似乎准备随时吞吃下任何送上门来的东西。峡谷里山石怪异，杀机四伏，刘权的心怦怦直跳，握着梅花宝剑的手攥出了汗。由于峡谷狭长窄细，两旁的石壁又高又陡，里边光线暗淡，影影绰绰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但最终刘权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径直进入羊山山寨。他豪气万丈，纵身跃入山寨大厅，在半空中他的衣袂猎猎作响。刘权在大厅中央站定，目力所及一片狼藉。厅内灰尘弥漫寂寥无声，许多尸骨身首异处。在一个角落里，半青半红的面具和白森森的头骨竟排放了一大堆。另一个角落里，堆成小山的尸体也早已腐烂，只剩下黑衣裹着的尸骸。这些人看上去死前痛苦不堪，他们的身体像蛇一样蜷成了一个团，骨头弯曲变形。大厅北墙中央有一个石台，坐在台上石椅里的人，头被斜砍下半个，显然他就是青红帮帮主马修。马修的上半身斜扑在身后的石墙上，一只手撑着墙壁，他想站起身来还击但未能来得及。袭击者似从天而降，身法之快让刘权望尘莫及，青红帮竟没有一点反击的迹象。现在，大厅里的这一切都已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刘权看着眼前的景象，在大厅里徘徊，突然间胸闷难喘。后来，他在一块灰黄的墙壁上发现了用剑刻下的一行瘦骨嶙峋的字：杀青红帮于道光21年仲秋。这一行字告诉刘权，当他拿着山西李承宗的亲笔信一路北上，去长白山寻找双瘊大仙的路途中，马修就已经变成刀下鬼了。刘权看完这行字狂叫一声，吐出一口粘腥的乌血。

　　<<武劫考>>片断

　　刘权最终战胜了精神的幻灭。他独自一人，在万般寂寥的羊山山寨盘桓数日，用山鸡和野蘑菇补养自己虚弱的身体。一天深夜，他悄悄离开羊山山寨，再次前往山西中条山，拜会父亲的生前好友、威震中原的李卫民大侠的儿子李承宗。此时，李承宗正力不从心地苦苦支撑着父亲留下的巨大产业。由于他从小厌弃武功，改祖行而攻读诗书，虽满腹经纶，但仍不免被武林人士唾骂嘲笑为废人。怀才不遇的李承宗与刘权一拍即合。他们决定重建“青红帮”，由刘权出任“帮主”，李承宗为“军师”。李承宗弃家业而不顾，率领全部家丁跟随刘权来到山东曹州，住进了羊山山寨。从此以后，青红帮帮主刘权和军师李承宗开始招兵买马。他们还重新布置了羊山山寨的大厅，修复了峡谷里各处被破坏的机关，并在峡谷口竖起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刻着五个猩红的大字：青红帮总坛。

　　李承宗抱着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出谋划策，积极与刘权相配合。在短短的两年内，刘权昼伏夜出，辛勤奔波，不知采用了什么手段和方法，在中原各地设立青红帮的众多分坛，使青红帮拥有了任何武林派别都无法相比的雄厚实力。不但江洋大盗、占山为王的黑道人士纷纷归降，就连众多侠名远扬的武林世家、僧人道士也甘心成为刘权的属下。刘权继承了原来青红帮的神秘特点，让他的弟兄一律戴着半青半红的面具，穿一身黑衣。一时间，中原武林到处都有青红帮在活动。由于过去的青红帮臭名昭著，再加上一身神秘的装扮，现在它虽然没有什么劣迹，但仍使武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李承宗野心勃勃，试图劝说刘权依仗自身的强大实力，铲除那些不肯或不屑与青红帮合作的派别，从而一统天下。刘权坚决拒绝了他。刘权盯着李承宗，嘴唇鼓了鼓欲言又止。

　　武林正道人士再也无法忍受青红帮的不断发展壮大了。这些人认为，对青红帮如果再听之任之，待它羽翼丰满，恐怕整个武林将永无宁日。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忧心忡忡，甚至茶饭不思。用各种各样的字体写成的宣纸和草纸的信件，像雪片一样在众多武林派别之间飞来飞去，这些武林派别的头目正在研讨对付青红帮的有效手段。咸丰8年（1858年）仲秋，由少林寺、五台山、武当山等出头， 联合了武林所有非青红帮势力，约定与青红帮决一死战。

　　决战的前几天，急不可耐的武林人士就早早到齐了。敌我双方以一条小河为分界，在羊山峡谷口的开阔地带排好阵势。双方实力相当，箭在弦上，空气紧张得似乎能拧出水来。刘权闭门不出，把自己反锁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石屋子里，等待着决战日的到来。外面的一切都由李承宗来料理。敌我双方都不断地朝着对方的阵地喊话，他们信誓旦旦，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在捍卫武林尊严。为了激昂士气，青红帮的两个分坛坛主持剑割下自己的头以示忠诚。小河的对岸也不例外，进行了大体相同的仪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的曹璐大侠，他明白目前局势严重，为了不动摇自己的决心，他效仿古人，离家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双方都有些按捺不住了。大家的眼红得滴血。

　　决战日是一个好天气，天上万里无云，没有风。战旗密布，它们像红高粱一样插在地上，士兵们的盔甲闪着碎光。刘权从山寨里走出来，眼睛红肿，脸色有些苍白，不过精神很好。立时青红帮将士欢声雷动，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青红帮将士一律戴着半青半红的面具，穿一身黑衣，他们在山坡上和峡谷中站成了几个声势浩大的方阵。刘权久久注视着他的部下，面色略显犹疑。很快，对方的头面人物少林方丈、武当掌门、五台山住持也姗姗聚齐。士兵们把箭搭在弓上，大刀和长矛高高举起，他们的喊杀声震得脚边的石头发抖。敌我双方对峙，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刘权突然仰天大笑，笑声中他分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一个宏大的心愿也即将了断。刘权毅然命令手下点燃了事先埋满山坡、峡谷里的炸药包连环阵，只听得爆炸声响成一片，很多条细烟柱汇成一条巨大的烟柱，摇头摆尾地升上天空。由于炸药威力太猛，被掀起的土石把一切都掩埋了。青红帮就是这样在一瞬间再次覆灭。上万名青红帮弟兄的肉体化作了泥土，硝烟弥漫中，他们的血还在石缝间汩汩流淌。刘权的笑声像硝烟一样徘徊在山坡上和峡谷中，久久不肯散去。停留在山下的武林各派人士和勇猛的士兵们大为震惊，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爆炸过去之后，更显出大地的沉寂。山下的人还没有解散他们的战斗方阵，他们拿着大刀和长矛，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夜幕徐徐降临，笼罩了四野。

　　在<<灵肉无踪>>的前言和正文部分，化名笑笑林的刘思让毫不避讳地声言，这是一本虚构的书，对于书中所言事体，看官大可不必信以为真。对于“真实性”的问题刘思让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都生活在随时空不同而不断改变的幻象中，并被幻象所左右，所以历史上最尊重事实的写家也只能够做到一点，即尊重写家本人此时此刻的内心真实。李纪钊在小说<<武劫考>>中一边援引<<灵肉无踪>>的史料，一边也在叙述的间歇声称：史家是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他们只不过凭借叙述手段、口气以及虚设的情感，让读到的人信以为真，但他们没有理由比别人对真相知道得更多。

　　从<<灵肉无踪>>的被发现以及<<武劫考>>的写作时间来看，很显然，我父亲从没有读到过这两个文本，因为他在1997年的6月14日就已经去世了。现在， 任何出自我父亲他老人家之口的言论皆无对证，这一点正像我们面对<<灵肉无踪>>的作者刘思让时一样。所以说，我父亲在回忆录<<一生有悔>>中对于刘思让和他胞兄刘权的叙述，有可能和刘思让在<<灵肉无踪>>中、李纪钊在<<武劫考>>中对于刘权的叙述一样远离事实。实际上我父亲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在<<一生有悔>>中写道，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我们无法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不能预知，而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又往往一闪即逝，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幻想和揣度就是事实。

　　1998年秋天，在写作小说<<仿佛>>的过程中，我无法静下心来阅读父亲长达28万字的回忆录<<一生有悔>>，只能就书中有关祖先刘思让和刘权的章节有选择地阅读。但在有关两个祖先的叙述中，<<一生有悔>>的作者竟然推翻了他在两年前对我的讲述，让刘权在那座破砖窑里发了几天高烧之后重新站了起来。<<一生有悔>>中写道，作者的父亲认为，1858年刘权因为在被马修的追杀中狂奔，连续多日高烧不止，最后死在一座废弃的破砖窑里；而作者的二叔的见解则有所不同，他认为高烧并不足以使刘权毙命，最终刘权又站了起来；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来看，作者觉得他的叔叔更有道理。所以，我的父亲就从这个地方接着写下去了，他写道：刘权躺在一孔废弃的破砖窑里，身体下面铺着一些蒿草和地瓜秧，他的白马裤和白缎子夹袄被尘灰和汗渍染透，已经变成泥土的颜色。刘思让听见刘权的喉咙里咕咕作响，他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刘权的嘴唇旁。他听见刘权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着滚儿跑过来。实际上刘权是在念叨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一回他念叨的人不是仇人马修，而是“四婶”。刘权咬着刘思让的耳朵，他是这么说的：还记得四婶的模样吗？刘思让说：记得。我也记得，刘权说，她长得好看，她的名字叫葛长菁。说完刘权轻柔舒缓地吹了一口气，然后他竟像死去一般沉沉睡去。第二天一大早，高烧像黑夜中的影子一样退掉，刘权精神抖擞地从破砖窑里走出来，那时初升的大阳刚好照着他的鼻尖，突如其来的新生使他欣喜若狂。追兵已不见踪影，刘权和刘思让又可以上路了。

　　我的父亲在回忆录中叙述刘权和刘思让的事，使用文字很不节俭，他在此处不厌其烦地描写兄弟二人在旷野中狂奔。父亲写道，离开那孔破砖窑之后，刘权和刘思让一路朝着正西方向奔逃。两天之内，他们就经过了银乡、柳林、沙土、东阿等好几个镇子，当然他们根本不敢从镇子里经过，为了躲开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只是站在田野或路口朝着镇子张望罢了。但是马修决非等闲之辈，他布下的追兵似乎总能够闻到刘权和刘思让的气味。虽然官兵已经有好几天没在眼前出现了，但是走在路上甚或在田野里耕作的每一个人都令人生疑。比如说吧，在梁山县后集村村东六里叉路口，有一棵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树下两个农民正在歇晌。刘权和刘思让匆匆经过树下时，刘权向那两个歇晌的农民借火，那两人定睛看了看刘权之后，竟从腰间抽出了短刀。刘权这才知道他们是马修的便衣。说时迟那时快，刘权纵身一跃飞到了那两人身后，用紫霞神功正反两掌拍在他们的背上，那两人口吐鲜血栽倒在地。但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凭着多年的绿林生涯，刘权断定在整个曹州地界所有交通要口、驿站客栈甚至每一个村庄，到处隐藏着马修的便衣刀客。明枪易躲暗剑难防，一不留神就会惨遭暗算。事已至此，要想活命只好远走他乡了。

　　万不得已，刘权和刘思让只好青天白日躲在青纱帐里，一人放哨一人歇息，天一擦黑再继续赶路。这天夜里，刘权和刘思让约摸赶了120里路， 饥渴难忍时他们打算在一棵大槐树下吃些东西补充脚力。这时已是凌晨五更，曙色朦胧，长途奔走的疲惫使他们警惕松懈，两个人都沉沉睡去。凌晨的寒意丝毫没有搅扰刘思让的睡梦，在短暂的睡眠中，他的梦却绵延细长。刘思让梦见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所走过的一条路，那条路在某个地方拐了一个直角形的弯。如果你能够飞起来的话，刘思让在梦中这样想着，从半空中往下看，那条路拐弯的地方就像是一把直角拐尺。在梦中，刘思让看见自己绕过了那把直角拐尺的顶尖，开始走顶尖里边的小道，那是一条被偷懒的人踩出来的短短的小道。但正是这一行动使他被小道中央的一截树桩绊倒。刘思让看见自己爬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在梦中，他看见自己反复被那截树桩绊倒。等到刘思让从梦中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想了想梦的内容，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用力摇晃躺在自己身边的人，他以为那个人一定是刘权，但那人竟没有一点反应。原来躺在刘思让身边的是一具死尸，它和另一具死尸头顶头一起趴在地上。就在前一天，刘思让曾经见过这两个人，他们是马修的便衣刀客，他们装伴成歇晌的农民坐在大树下企图刺杀刘权，结果反被刘权用紫霞神功正反两掌将他们放倒了。刘思让又抬头看了看槐树，发现这棵大槐树他也还认得。这里正是梁山县后集村村东六里叉路口。刘权和刘思让一夜间走了120里路，天明时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此时刘权也从尸体的另一侧醒来。刘思让对他的胞兄说，哥，我们走了一个120里路的大圆圈。

　　我父亲继续写道，刘权认为大圆圈的出现与梁山、东阿一带的路和地形有关。你不必放在心上，刘权对他的弟弟说，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摸清梁山县的地形。刘权自己没有把那个120里路的大圆圈放在心上， 他拽着刘思让的胳膊来到一片地瓜田里，用手挖出生地瓜来填饱肚子。然后他们找到一条土岗子，在土岗子向阳的一侧半躺下来，开始等待黑夜的再次降临，以便他们继续追赶路程。但是接下来的第二天凌晨和前一天一样，他们约摸赶了120里路之后， 重新回到了梁山县后集村村东六里叉路口，回到了那棵几百年的老槐树底下。第三天依然如此。写到此处我父亲情不自禁，字里行间竟然显露出幸灾乐祸的得意之色，他称我们的祖上刘权和刘思让遇上了“鬼打墙”。三天之后刘权坐在那条大土岗子下面，终于找到了他们两人老转大圆圈的症结所在，他发现三天来他们就像推磨一样从出发开始就一直偏左，所以不管走了多远的路最终还是在原地打转转。浪迹江湖的刘权很快就有了灵感，他撕下白缎子夹袄的两只袖筒，把它们盛满沙土后再扎上口，分别捆在自己和刘思让的右腿上。这样一来，他们的右腿失去了力量，就再也不会走出向左转的大圆圈了。黑夜降临，刘权和刘思让右腿捆着沙袋，再次从梁山县后集村附近的一片地瓜田里出发了。果然他们没有再走圆圈。他们走过了单丘、拳铺、双河等等镇子，几天之内一路直抵定陶县。依照刘权的盘算，他们准备路经曹县飞奔中原重镇河南商丘。夜深人静的时候，田野里秋色暧昧，潮气熏人，刘权和刘思让走得很快，弓着背，他们在夜色中辨认着田梗行走，就像是两只在玉米叶梗上有力爬动的虫子。这时刘思让觉得，从他们已经过来的几个镇子和一路上的情势看，来自官兵的危险好像已被他们躲开了。

　　这一天凌晨，刘权和刘思让靠近了一个村子。连夜的奔走使他们又渴又饿，筋疲力尽。刘权想摸进村子，弄些干粮和盘缠来。刘权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刘思让，刘思让决定和他的胞兄一起进村。两人朝村子走去时，刘权不禁悲从中来：那么多财宝和女人都扔在了羊山上，这些天来却像兔子一样被人追杀，如今还不得不去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想想昔日的荣华和今日的惨景，真是虎落平川任狗欺啊。刘权情绪低落之下，扯着他的胞弟坐在了街边的碾盘上。在黎明前恍恍惚惚的夜色中，刘权看见，刘思让瘦弱的身体就像一个意念戳在碾道里。

　　刘思让屁股刚刚沾上碾盘，就好像一下子再次进入梦中，他觉得这个碾盘和碾道曾经是那么熟悉，熟悉得仿佛自己的屁股也才刚刚离开过它。刘思让使劲拧了一下大腿，然后前后左右四处张望了一阵，发现这个村子不是随便哪一个村子，它正是自己的家乡旧刘庄。刘思让清了清嗓子，自言自语地说：这里就是旧刘庄。哥，停了一下刘思让又低声对刘权说，这里是旧刘庄。刘权闻听此言大叫了一声，他就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跳起来，然后在原地转了一圈。此地不可久留，刘权对他的胞弟说，必有重兵埋伏。接着刘权吩咐刘思让，让他去家里看一眼妻子和儿子，自己则去他们的母亲那里，给她老人家磕一个响头，然后他们再按照已经计划好的路程，一起逃奔河南商丘。

　　刘思让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他在打开自己家的柴门时，立时想到了几个月前马修第一次前来拜访他的情景。那时，身着青衣便服、身材挺拔瘦削、面色白净细腻的马修站在柴门外打拱作揖和他说话，声音温文尔雅。前去开门的刘思让看到陌生的马修，捏着门栓的手略一迟疑，但他还是为马修打开了门。那是初夏的早晨，院子里的地皮潮乎乎的，插花似地长在院子里和墙根下的短秧拉拉草上面挂满了大滴大滴的露珠。刘思让领着马修往堂屋里走，他低着头，看见一些肥大的草叶被马修的高腰马靴踢倒，那些露珠哗哗地滚落下来。几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刘思让想到这些倍加伤感。<<一生有悔>>写到此处，我的父亲笔锋一转，大谈起1859年我们的祖上刘思让在河南商丘街头晒太阳时对于时间的困惑。父亲写道，那时刘思让戴着一顶破旧的麦杆草帽，蹲在大街上朝阳的一侧看自己的脚尖。阳光被草帽的缝隙编织过之后，变得像金光闪闪的豆子一样在他的肩头跳跃着。一只大腹便便的蚂蚁从他的脚尖开始缓缓爬行，然后越过他的脚踝到达膝弯。但刘思让并没有注意到那只蚂蚁，他搂在怀里的算命幌子也已经歪倒，他的双手插在黑棉布夹袄的袖筒里，陷入了对于时间的深深困惑中。我的父亲写道，刘思让觉得时间既可以像他的算命幌子一样歪倒扶它不起，也可以像他的腿一样任意弯曲。每个人都生活在随时空不同而不断改变或不断重复的幻象中，并被这样的幻象所左右。在时间面前一切都不真实；时间本身也是一种不真实的东西。

　　我父亲谈完时间之后，刘思让已经站在自己家的房子里，他掩上房门后轻轻地闭了一会眼睛。刘思让的妻子和10岁的儿子惊魂未定，他们根本没敢掌灯，他们披着衣裳，影影绰绰地站在屋子一角，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刘思让想走近儿子，拍一拍儿子的脑瓜，但他只是这么想想，他的身体仍然靠着房门。正是这时候，屋里的三个人同时听到了大街上和院门外很多人跑动的声音。那种声音很杂乱，也很单调，是很多人跑动时发出的“咚咚”的声音。刘思让心灰极了，他心想他和刘权终于还是中了马修的埋伏。现在夺门而出已经不可能了，那样身强力壮的官兵会把他拦腰抱住或一刀刺穿。情急之下刘思让双手握紧了顶门棍，并且高高地扬起来，只要官兵一冲进来，他的武器就会砸下去。这样想着的时候，第一个冲进门来的人已经被刘思让打出了脑浆，那人的身体往前顶了一下，然后像一条盛满重物的麻袋一样脸朝下摔在地上。其它的人也已经冲到院子里，他们的脚步声急切零乱，喊杀声此起彼伏。但是刘思让很快便扔掉了顶门棍，脸色煞白地看着那个躺倒在屋当门的，他发现那具脑浆迸飞的尸体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胞兄刘权。

　　院子里安静下来，外面的人似乎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他们有意等待着。刘思让跪在刘权身旁大约一袋烟工夫，然后抱起他的胞兄走出了屋门。他觉得刘权的身体太重了，那重量几乎要把他压垮。刘权的一条腿还拖在地上，他的鞋根在地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印子。此时天色已经大亮，新生的太阳照到了刘思让的鼻尖，使他的鼻子有些发痒。刘思让抱着刘权的壮硕身躯狠狠地打了一连串的喷嚏。二十几个官兵围成一个半圆形站在院子里，他们手里挑着的灯笼还没有来得及熄灭，在他们中间，站着面无表情的马修。马修仍然穿着一身青衣便服，脚蹬高腰马靴，在晨光中显得瘦削挺拔。刘思让吃力地走到马修跟前，把刘权的尸体砸在了马修脚下。然后他低着头站在那里，他看见院子里的地皮潮乎乎的，踩在马修高腰马靴下面的短秧拉拉草已经发黄了。

　　依照我父亲的叙述，<<一生有悔>>中的马修没有把刘思让交给曹州府问罪，而是感念诗书同道之情，放了刘思让一条生路。马修对曹州知府言称，刘思让大义灭亲，亲手棍杀&#**432;兄刘权，为民除害，无罪而有功。但刘思让仍然抛妻弃子，从此远走河南，终生未归故里。

　　大约在我的小说写到“梁山县后集村村东六里叉路口”的时候，刘照华接到一个从河南郑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声称自己姓马，和刘照华有过一面之交，但虽然只有一面之交当时却一见如故。他盛情邀请刘照华挤出时间去郑州游玩。如果刘照华能够去郑州的话，那个人在电话中许诺说，他将会在著名的二七广场和刘照华会面，因为他的家就住在这个广场的旁边。那人还说，刘照华手里有他一张名片，任何时候到了郑州都可以打电话给他。当时刘照华已经放弃了经营多年的生意，一心一意地做起了菏泽地区艺术馆说唱团的鼓书艺人。在那个值得记住的电话打来之前，刘照华正靠着自己家里的一张大桌子，背诵大鼓书<<说唐>>中“夜打登州小罗成”的台词，所以接电话时他有些心不在焉，哼哼哈哈地接受了郑州人的邀请。放下电话刘照华才想起来，这个郑州人名叫马奔。刘照华的确曾经见过他。那是1997年的深秋，在长白山一个名叫高岗的镇子上，他们一起住在镇政府招待所里，马奔教他玩一种叫做“警察与匪帮”的扑克牌游戏。

　　从郑州打来的这个长途电话给刘照华的生活带来很大震动。实际上在高岗镇经历的事才刚刚过去一年多，刘照华不应该忘得这么快。当天晚上，经过长时间的失眠，刘照华认为马奔以及马奔的电话都是命中注定的。他决定在一场重要的演出活动结束之后，就去郑州会一会马奔。在刘照华的想象中，一天深夜他坐上了济南开往西安的515次直快列车，于第二天凌晨5点到达郑州。当他赶到二七广场时，晨曦已经爬上他的额头。这个不大的广场在刘照华的眼中显得狭窄简陋，灰灰的二七纪念塔的尖顶上挂着被附近高大建筑割碎的晨光。刘照华看见二七塔下面有几个晨练的人，而马奔就站在他们旁边。马奔穿着一件深颜色的长风衣，衣领子竖起来，头颅藏在衣服里。他倒背着双手，站在两栋楼房之间一块发亮的天光的背景中，这使他的身材更显得瘦削挺拔。刘照华的脚步迟疑了一下，然后他迂回到广场的一侧，开始从侧面接近马奔。刘照华觉得这样的方式应该更适合自己，他眼睛盯着马奔的侧面，一步一步地靠近这个河南人。这是一个初冬的寒冷的早晨，刘照华呼出的热气在他的鼻尖处变成了一团团的白雾。

　　但是如果刘照华真的去郑州会一会马奔的话，他必须在这之前找到马奔送给他的名片，因为那上面印着马奔的电话号码。在那个失眠的夜晚过去之后，刘照华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那张名片。他没有放过任何一张硬硬的纸片。他的手指从那些印着张三李四名字的纸片上滑过去，眼前却是1997年深秋长白山之行的一些情景。当时刘照华和马奔以及马奔的同伴住在高岗镇政府招待所里，他们连玩了四天四夜名叫“警察与匪帮”的扑克牌游戏。这种牌的具体玩法前文已有所交待。四天中，刘照华输掉了所有的牌局，为此他曾经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幻灭。第四天深夜，他们的牌局不欢而散，因为他们手里的54张牌中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张，而且少掉的那张牌的重要性使他们无法随意用一张纸片来充替。刘照华记得，高岗那个寒冷的夜晚，和现在他所做的一样，他和马奔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翻箱倒柜地找那张丢掉的纸牌。为了找到那张牌，他们砸碎了三屉桌的一只抽屉，还把印有小红字“高招”（高岗镇政府招待所）字样的被褥撕破了。后来，他和那个叫马奔的人来到大街上。马奔企图买到一副新牌，但时置深夜，高岗镇上一片漆黑，所有的小店都已经打烊了。刘照华和马奔在高岗镇的街口上站了一阵，刘照华站在马奔的侧面，他们两人都不说话。寒气像烟雾一样扑过来，刘照华不停地打着寒噤。远处的长白山，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在夜色中若隐若现。

　　刘照华始终没有找到马奔的名片，因此他想去郑州会一会马奔的计划只好暂时搁一搁了；如果马奔不再次打电话给刘照华的话，刘照华根本无法找到他。回忆总是靠不住的，刘照华对自己说，回忆像女人一样靠不住。也许马奔压根儿就没有送过名片给他。那些天刘照华面临着一场很重要的演出，他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都给了大鼓书“夜打登州”。他围着自己家里的一张桌子转圈，非常投入地背着台词，但在某些时候，比如说在背到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的衔接处时，他就会停下来，略略歪着头站一阵子。实际上刘照华是在等待电话铃声突然震响起来。他等待着那个名叫马奔的人再次打来电话。在刘照华的感觉中，马奔是从人海中翻出来的一个小气泡，它突然间冒出来，然后突然间又消失了。刘照华等着这个小气泡再次从人海中冒出来。

　　最后，刘照华等到了一个从济南打过来的长途电话，当然这个电话是我打给他的。我在电话中对他说，我的小说<<仿佛>>已经写完了，谢谢他把我们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交给我当作写小说的素材，它对我帮助很大。还有就是，小说写完之后，我在翻弄<<一生有悔>>的纸页时发现了一样东西，当时，我把那几撂线装的稿纸拿在手上抖了一抖，结果那张硬硬的纸片就像一只折断的翅膀一样，从稿纸中跌落到了地上。原来它是一张通常被人们称为“小鬼”的扑克牌，它的背面是一种鲜红的颜色，边角上还印着“郑州新华印刷厂”的字样。